《三禮圖文獻選輯》

（全52冊）

主編：劉彬

出版社：綫裝書局

出版時間：2021年7月

《三禮圖文獻選輯》

出版説明

我國是禮儀之邦，自上古三代以降，即在禮器、禮制、禮學、禮法等方面形成了系統而完善的禮文化體係，堪稱華夏文明的核心精髓所在。與此同時，左圖右史作爲一種悠久的治學傳統，向來爲學者所重。鄭樵《通志•圖譜略》總結説：“古之學者爲學有要，置圖于左，置書于右。索象于圖，索理于書。故人亦易爲學，學亦易爲功，舉而措之，如執左契。”正因如此，圖文並重也成爲禮學研究、禮制推行、禮俗傳播的有效手段。明人王應電《〈周禮圖説〉序》所説：“古稱左圖右書，凡書所不能言者，非圖無以彰其形，圖所不能畫者，亦非書無以盡其義，此古人所以不偏廢也。”就體現了圖、書互補的治學便利性和優越性。

追本溯源，大量的出土文物已充分表明，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先民就在銅楕柸、銅鏡、銅壺、銅匜等器件上刻鑄了反映宴饗禮、射禮、燕禮等內容的禮儀圖像。迄至漢代，學宫、殿壁、石闕、祠堂、墓葬畫像石上也有大量關于孔子問禮、周公輔佐成王等禮制題材的畫像。可見，銅鑄、浮雕、繪畫等藝術形式成爲當 時禮儀教化的重要途徑。值得一提的是，最晚至東漢末期就出現了“禮器圖”。晋人任豫《益州記》説：“文翁學堂在大城南。經火災，蜀郡太守高眹復繕立，圖畫聖賢古人像及禮器瑞物。”另據宋人《益州學館記》，高眹于漢獻帝興平元年入蜀任職，則知其于文翁學堂圖畫“禮器瑞物”當在此年。此後，至南齊永明十年，成都刺史劉悛在成都修建玉堂、禮殿，並由其弟劉瑱畫仲尼四科十哲像及車服禮器圖。可知，在學宫禮殿繪製先哲像、車服禮器圖，已成爲漢魏六朝地方官學進行禮教傳播的通用手段。不止如此，自後周顯德年間至宋太祖建隆二年，聶崇義在漢唐《三禮圖》的基礎上纂成《三禮圖集注》二十卷，共分冕服圖、后服圖、冠冕圖、宫室圖、投壺圖、射侯圖、弓矢圖、旌旗圖、玉瑞圖、祭玉圖、匏爵圖、鼎俎圖、尊彝 圖、喪服圖、襲斂圖、喪器圖等十六類、三百八十餘幅。該書修成奏上，趙匡胤下詔將禮圖繪製于國子學宣聖殿後北軒的屋壁。至宋太宗至道年間，又將禮圖雕版置于國子學論堂之上。不難看出，《三禮圖集注》與文翁學堂的車服禮器圖一樣具有鮮明的教育功能，都爲地方官學或國子學開展三禮教學提供了直觀的圖像參照。應該説，漢末“禮器圖”的出現開啓了以“禮學圖像”爲主體的禮學研究新門類。一般認爲，最早的三禮圖著作當屬鄭玄、阮諶《三禮圖》。此後，禮圖著述蔚然大觀。主要反映隋唐手抄本時代的敦煌西域文獻中，就不乏《喪禮服制度》這樣關于頭巾樣式之“總”圖的禮圖著作；除此之外，據《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明史•藝文志》《清史稿•藝文志》《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玉函山房輯佚書》等官私目錄、輯佚著作的記載，較有代表性的禮圖著作就有謝慈《喪服天子諸侯圖》二卷、崔遊《喪服圖》一卷、夏侯伏朗《三禮圖》十二卷、王儉《周官禮圖》十四卷、《喪服圖》一卷、賀遊《喪服圖》一卷、崔逸《喪服圖》一卷、祁諶《五服圖》一卷、《五服圖儀》一卷、《喪服禮圖》一卷、《三禮圖》九卷、《周室王城明堂宗廟圖》一卷、佚名《冠服圖》、張鎰《三禮圖》九卷、梁正《三禮圖》九卷、聶崇義《三禮圖集注》二十卷、余希文《井田王製圖》一卷、龔原《周禮圖》十卷、鄭景炎《周禮開方圖説》一卷、鄭氏《三禮圖》十二卷、《江都集禮圖》五十卷、楊復《儀禮圖解》十七卷、季本《讀禮疑圖》六卷、王廷相《昏禮圖》一卷、《鄉射圖注》一卷、《喪禮論》一卷、聞人詮《飲射圖解》一卷、劉績《三禮圖》二卷、阮元《車製圖考》一卷、萬斯同《儀禮圖》六卷、《廟製圖考》四卷，等等。在禮學研究層面，三禮圖對禮器、禮制復原都起到重要的輔助作用。早在唐代，孔穎達《禮記注疏》、賈公彥《周禮注疏》《儀禮注疏》已多次徵引唐前禮圖進行經義辯證。宋明以來，伴隨制禮作樂的政治需要和金石考古之風的興盛，禮圖與禮器考古圖成爲三禮器物圖史上的並蒂雙蓮。前者以聶崇義《三禮圖集注》爲代表，“或一頁一圖，或一頁數圖，而以説附載圖四隙”，內容上“參考六本，定爲一家之學。雖踵謬沿訛，在所不免，而遞相祖述，終有典型”，堪稱漢唐禮圖集大成之作。後者則以吕大臨《考古圖》、王黼《宣和博古圖》、陸佃《禮象》、林希逸《考工記解》、劉績《三禮圖》等爲代表。這一派多批評聶崇義所繪 製的禮圖與金石器物不合的缺點，如陸佃《禮象》就多“改舊圖之失，其尊、爵，彝、舟，皆取公卿家及秘府所藏古遺器，與聶圖大異”，劉績《三禮圖》更是“一本陸佃《禮象》、陳祥道《禮書》、林希逸《考工記解》諸書，而取諸《博古圖》者爲尤多”。不難看出，聶崇義《三禮圖集注》以漢唐禮圖舊本爲依託，繪圖有時略失謹嚴，故而禮圖不盡與金石實物相吻合，卻足爲保全漢唐禮圖之功臣；吕大臨、王黼、陸佃、林希逸、劉績等人運用金石考古之法考辨禮器、禮制，不尚空談，言必有據，對以秦蕙田《五禮通考》爲代表的清人樸學之風深具造就之功。另外，通過宋元明清學者製圖、辯圖、改圖、定圖的學術傳承，一代代學人不斷用禮圖構建禮學、禮器、禮制的知識圖譜、器物圖譜與制度圖譜，從而形成了三禮學研究的一方重鎮。在禮學實踐層面，隨着秦漢大一統中央集權制的建立，歷代以三禮典籍爲理論根底，以五禮朝儀爲踐行準則，逐步確立起嚴明、詳密的國家禮儀制度；在此基礎上，國家禮制教化與地方宗族相互勾聯、配合，經由禮秩下移與民俗入禮的雙向互動，又形成了針對官民生活日用的家禮、俗禮體係。前者以乾隆十三年御定《三禮義疏》爲代表，其包括《欽定周官義疏》四十八卷、《欽定儀禮義疏》四十八卷、《欽定禮記義疏》八十二卷，其中《欽定儀禮義疏》又有《釋宫》一卷、《禮器圖》四卷、《禮節圖》四卷，在朱熹點定李如圭本、聶崇義《三禮圖集注》、楊復《儀禮圖》的基礎上，“一一刊其訛繆，拾其疏脫。舉數百年庋閣之塵編，搜剔疏爬，使疑義奧詞渙然冰釋，先王舊典可沿溯以得其津涯”；後者則以朱熹《紹熙州縣釋奠儀圖》《朱子家禮》爲代表。《紹熙州縣釋奠儀圖》于南宋紹熙年間作爲地方釋奠祭禮的禮儀規範向全國推廣，《朱子家禮》則“自宋以來，遵而用之”。此外，兩書還對東亞地區産生深遠影響。如《紹熙州縣釋奠儀圖》之“祭器圖説”爲朝鮮《祭器都監儀軌》《皇壇享叢儀軌》所承繼，《朱子家禮》則對日本江戶時代儒教儀禮的形成與發展産生推動作用。《禮記•禮運》説：“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故先王患禮之不達于下也。”可見，禮制如何上行下達而産生實效，始終是儒者禮學實踐的落腳點。禮圖輔助經文考辨與闡釋，將禮學、禮制問題通過禮事、禮器、禮式的具象化、視覺化的圖像形式予以直觀呈現，是以才與三禮經典文本共同構築起中華禮文化的巍峨大廈。有鑒于此，爲了便利學者、促進禮學研究，特甄選宋代至清代重要禮圖著作六十一種，彙編爲《三禮圖文獻選輯》，影印出版。相信本書的刊布，必將對學界産生積極的影響。編委會

辛丑年芒種時節于曲阜師範大學

總目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