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新校释（附索引）》

黄怀信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022年11月1版1印

98.00元

9787573204691

内容简介

孟子是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也是早期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丰富而深邃的政治哲学思想都凝聚在《孟子》一书之中，是书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等人所撰，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孟子新校释（附索引）》吸收前人经验，对《孟子》重新校释，包含校注和译文两大部分，不仅对重点字句和版本异同做了校注，还对全文逐字翻译，方便读者理解《孟子》的内涵。书后附有全文索引，方便读者查阅。

作者简介

黄怀信，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史、古籍整理和儒家文献。曾撰著《逸周书源流考辨》《逸周书校补注译》《尚书注训》《论语汇校集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周易汇校新解》《鹖冠子校注》等古籍整理二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曾参加国家“九五”规划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工作，主持《汉晋孔氏家学及“伪书”公案》《〈论语〉与孔子之道再认识》等国家级项目多项。

前言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城东南）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也是早期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历史上被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至圣”孔子。孟子的具体生卒年，历史上考说不一，大致以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即公元前385年、卒于周赧王十一年即公元前304年之说为最可信。关于孟子的身世，《韩诗外传》载有其母“断织”“东家豚肉”等故事，《列女传》载有其母“三迁”和“去齐”等故事，应该都是比较可信的，因为这和《孟子》书中所反映的孟子人品与思想相符。另外据《列女传》和赵岐《孟子题辞》，孟子曾受教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关于这一点，从年代上推算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只是从《孟子》书内，我们尚找不出具体的痕迹。所以，《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其“受业子思之门人”的说法，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关于《孟子》一书的创作，《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孟轲）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鞅，楚魏用吴起，齐用孙子、田忌。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也是比较可信的。就是说《孟子》一书既有孟子亲撰者，也有其弟子万章等人所撰者。比如书中于在孟子之时尚在世的国君或称谥，于孟子弟子或附称“子”，就只能是出自孟子弟子或更晚人之手。唐代以前，《孟子》一直与其他子书同类。五代十国时后蜀国主孟昶刻“十一经”，收入了《孟子》，最早使之成为所谓经书。至了南宋，《孟子》正式成为“十三经”之一。而事实上唐代人韩愈早就说过：“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原道》）可见已经建立起了上自尧舜，下至孔孟的儒家道统。韩愈的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孟子》书中27次出现“尧舜”，35次出现“文王”，10次出现“武王”，18次出现“周公”，近90次提到孔子或仲尼。而孟子自己又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并两次强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3·2），足见对孔子的崇敬。所以，他在思想方面很自然地也会与孔子有部分地相似，但又有明显的不同。比如孔子分别讲仁讲义，而孟子则“仁义”并称。具体的仁，孔子更多地讲的是个人的仁，即所谓仁德；而孟子更多地讲的是国君的仁，即所谓仁政。孟子的思想，首先是主张仁政。孟子认为国君治国，必须实行仁政，即爱民之政。比如他说：“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3·1）“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3·1）“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7·1）“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1·5）“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1·7）等等。实行仁政的方法，孟子认为首先是国君要讲仁义。比如他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1·1）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孟子所谓的“仁义”，是指“仁”和“义”二者，应该读作“仁、义”。如此并列用词，似乎可以追溯到子思。如传为子思所作的《中庸》第一章云：“中（和）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中）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中和”，明显是指“中”与“和”，应该读作“中、和”，与此所言“仁、义”一例。看来所谓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的说法，确有一定的依据。总之其“仁、义”是并列词组。为什么要讲仁、义，要爱民？因为孟子认为民为邦本，这就是所谓民本思想。比如他明确地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7·5）“身”，即百姓个人。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思想，无疑较孔子已有很大的进步，但这无疑又与时代的发展有关。国家既然以民为本，那么就必须对民进行教育。而民之所以能够教育，是因为人皆有“四端”。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3·6）又如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11·6）可见他认为人都可以具备并实行“仁”“义”“礼”“智”四种美德。而人之所以具备并能够实行这四种美德，是因为人性本善。另外，关于做人的最高标准，孟子认为是所谓“大丈夫”。比如有一次他与景春谈起“大丈夫”，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6·2）这样的豪杰大丈夫精神，无疑是值得称道的，也是值得效法学习的。另外还有很多主张，也都值得称道，比如他主张国家要实现“王道”，要“定于一”，主张国君要“与民偕乐”，要爱民，等等。总之，孟子的思想是丰富的，其中有很多值得今人学习和发扬的地方。当然，也有需要摈弃的地方，比如他的迂阔与不切实际等。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孟子所言“仁义”虽然部分应该读为“仁、义”，但也有一部分似乎确已做为一个词汇在用。比如《告子上》载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杯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棬。”（11·1）就是一例。而“仁义”合言，在《论语》本不存在，因为“仁”和“义”的词义本不相属，“仁”指关爱他人，“义”指行事合宜、恰当、应该。《孔子家语》载孔子语多有“仁义”，应该出自后人之手，最早可能与子思或孔子后学之误解有关。而孟子书之部分“仁义”做为单一的固定词语，意思也与本义有了区别，这是应该知道的。还有就是孟子引孔子语，或有误解或未明其义者，比如“乡原”“狂简”之类，也是需要知道的。《孟子》一书的版本与注本，旧时主要有东汉人赵岐所作《孟子章句》、南宋朱熹《四书集注》本、《十三经注疏》本以及《景刊唐开成石经》所附贾刻《孟子》等。今人的注本，仍以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为代表。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杨先生的注，不免仍有个别不确或错误之处，加上其书不含校勘，所以我们重新做了这本新校释，希望能为弘扬孟子文化有所裨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