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正式公布了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名单，由我院严春宝教授申报的《新加坡儒学史》（英文版）成功立项，这也是严春宝教授作为原著作者和外译作者同时入选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在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较为少见。至此，曲阜师大2021年度各类别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总数达到26项。据悉，《新加坡儒学史》按照新加坡的历史分期和新加坡儒学的主要内容特点，对新加坡儒学史上有关儒学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等做了尽可能详尽的记录，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儒学在新加坡传承与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展示了新加坡儒学传承的历史全貌，是关于新加坡儒学传承历史研究方面的第一部通史。该书不仅填补了学术界长期存在的一个空白、弥补了儒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缺憾，还开辟出了一个全新的儒学研究新领域。该书除获选为儒家网2020年度十大好书（思想学术类）之外，还获得了山东省第三十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主要类别之一，主要资助代表中国学术水准、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学术前沿的学术精品以外文形式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并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旨在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的示范引导作用，深化中外学术交流与对话，增进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学术，进一步扩大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让世界了解“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

（来源：曲阜师范大学官网）

书名：《新加坡儒学史》

作者：严春宝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09月01日

序言

嚴春寶博士這十多年來，專注於新加坡儒學史的研究，先後把林文慶在華辦學的事蹟，及其致力推行儒家思想的因由和變化做了深入的分析，他又把林氏有關儒學的英文著述翻譯成為中文出版，對新加坡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這位社會改革家和儒學推動者，重新通過史冊，面向現代讀者，大有振頹起蔽之功勞。而在他研究林文慶的同時，嚴春寶博士不斷地收集其他有關新加坡和馬來亞等地儒學傳播的資料，包括當時中英文報章的報導和論述，他所搜集的範圍，還包括了以土生華人為主的峇峇文化中有關儒學的資料，並以這些資料為基礎寫成這部前人未曾寫過的《新加坡儒學史》，可算是開山之作。

如果說從來沒有人嘗試研究這個題目，那是不正確的。據我所知，好幾位新馬學者如陳育崧、李元瑾、蘇新沃等都對此已題目有過相當深入的研究，或曾經嘗試寫新馬儒學歷史，但都沒有寫出一本完整而又系統的專著。對我個人而言，在上世紀的八十年代新加坡正推行儒學的時候，也曾經有寫一本新加坡儒學史的計畫，並為此花了數年的時間去收集資料，可惜最後仍然事與願違，未能把計畫完成，一直是心頭的遺憾。今見春寶兄的新加坡儒學史成書付梓，喜不自勝，當然也有點嫉妒之情。乘他問序之便，趁機把我的計畫說一下。我在一九八零年取得美國加州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後，旋即應新加坡大學之聘到新加坡任教。在新加坡那段日子,我對本地華人社會的歷史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一方面是由於教學和研究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因為我本身性格的使然。從小以來我對周邊的事物和環境,都有特別的興趣;每到一處新地方及新環境,都希望儘快和儘量地去投入和融入,才覺得生活有趣味和有意義。因此之故,我在1980年來到新加坡之後不久,便即投入新加坡華人社會的研究。我的興趣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華人歷史研究,二是儒家思想和文化。在第二個範圍內,我參與的工作包括在1982年以後加入由新加坡政府推動的儒學計畫,幫助編訂儒家倫理教育中學課本和教材,並且負責培訓教師等（至於春寶博士非常艱難才獲得的一套新加坡儒家倫理課本與教材，我也存有一套，而且換包括多次討論的稿本和我在教師訓練班的講義）;至於歷史研究,我的興趣主要在於十九世紀華人社會的發展與變遷。雖然最初幾年我在新加坡並沒有汽車代步,但為了考察早期華人社區和生活的歷史,我也走訪了不少古跡名勝,這期間當然也得到多位好朋友的引領和幫助,像王慷鼎、辜美高、林孝勝和楊松年等。然而,我大多數的時間都用在檔案和文獻研究上面,特別是閱讀早期新加坡出版的各種華文報刊。我平均每天都會花上三四個小時躲在國立大學圖書館的地庫內,埋首閱讀報紙的縮微膠捲,不知黃昏入暮,也不知近視度數加深。我用了數年時間把《叻報》、《天南新報》、《星報》等全部看完,而且作了詳細的筆記和卡片;至於稍為晚出的《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我也看了不少,而且買下幾十年的《南洋商報》合訂本,裝滿了整個房間,由於灰塵滿布布,加上蠹蟲甚多,叫家裏的人怨聲載道,但我卻總是樂此不疲。

幾年下來,我在報紙和文獻中發掘到不少新資料及新題材,對新加坡早期華人史的研究興趣也越來越大。最初我嘗試把一些文章在報刊上發表,例如萃英書院歷史、李清輝的東遊紀略等文章，引起相當多關心本地歷史同行的注意,至今還有不少本地史家把我引為同道,甚至以為是本地人。及至1988年之後,離新去美,不得不放下新加坡華人歷史這個研究課題,改作新的題目,但一直對新華社會總未忘情。及至回到香港任教於中文大學，即重拾舊情，再次把新馬研究放置在教研的議程上，出版過《宣尼浮海到南洲》及《早期新加坡華人社會史論》兩部著作，另外也寫過多篇關於林文慶、陳嘉庚、天福宮和怡和軒的文章。正因如此，得遇同行後輩青年學者嚴春寶博士，知道這位後起之秀在學術研究上的傑出成績，十分欣賞和敬佩。蒙他把我看作入行多年的資深學者，問序於我，實在叫我內心有愧。

現在欣見嚴著《新加坡儒學史》即將面世，樂意在此誠心推薦給愛好一帶一路華人歷史的同道和關注傳統中華文化海外傳播的廣大讀者們。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講座教授

2018年12月

前言

不管是从中国哲学史、还是从儒学传承史的角度来看，该项目研究的目的和意义都非常重大，因为它是关于新加坡儒学传承历史研究的第一部通史。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儒学在新加坡传承与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填补了学术界中长期存在的一个空白、弥补了儒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缺憾。作为中国之外唯一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新加坡的儒学传承不仅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而且新加坡历史上先后出现的两次大规模儒学复兴运动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它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所施行的儒家伦理教育运动，更是跨出了国界，对当代儒学的全面复兴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导致新加坡儒学在学术界中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一种极为落后的状态：迄今为止，尚未出现一部对新加坡的儒学历史进行系统性全面总结的通史！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韩国、日本、乃至越南这些非华人的国家，却都有多种版本的儒学史存世。本书的面世，恰好弥补了海内外学术界中对新加坡儒学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必将促进学术界对新加坡儒学展开更为系统、更为全面的研究，并进而推动儒学史研究的进步。

既为通史，本书即按照历史的发展脉络，对新加坡历史上有关儒学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和主要儒学组织机构等，皆予以尽可能详尽的记录与研究，力图展示新加坡儒学传承的历史全貌。按照新加坡的历史分期和新加坡儒学的传承过程及主要内容特点，本书共包括六章和两个附录，下面将有关内容分别概述如下：

第一章绪论部分，在开宗明义对新加坡华人、华文与儒家文化进行了概括性的说明后，重点探讨了国内外学术界对新加坡儒学的研究现状，接着从理论上分析新加坡儒学的主要特征及儒学在新加坡的传承与交融过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使读者可以对新加坡儒学传承历史有一个概括性的、整体性的了解。就海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来看，对新加坡儒学史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儒学国别史研究中的一个短板：一方面是国内学术界对新加坡儒学的误解较多，另一方面则是国外学术界、尤其是新加坡内部，对新加坡儒学史的研究近乎为零。本书的出现，恰好弥补了儒学史研究中的这个空缺，进一步完善、丰富了儒学史的内容。

本书从第二章开始，正式进入到对新加坡儒学史的探讨研究。按照新加坡的历史演变过程，研究、叙述并总结了新加坡儒学的早期传播形式及特点。儒学在海外的传承，自然离不开大量的海外移民。由于早期下南洋的华侨华人大都是底下层的苦力劳工，他们的文化水准十分低落，这就使得儒学在新加坡的早期传播形式，主要局限于日常生活及行为方式方面对儒家传统的继承。移民身处海外、周边遭受异族的包围，再加上早期移民文化水准较低，自然无法对异族文化产生强烈的抵御能力，这就使得早期的新加坡儒学不可避免的产生了部分的变异，其结果，就是诞生了新加坡或马来亚特有的一种新生文化——峇峇文化。峇峇文化的出现和消亡虽然只是历史长河当中的一个小小插曲，但从文化交融交往的角度来看的话，却有着很特别的意义：不同文化之间如何交流交往？尤其是当不同文化之间产生冲突的时候，该如何消融？峇峇文化的产生或许可以为当今世界上各地出现的一些文化冲突提供借鉴。早期的海外移民身处西方国家建立的殖民地中讨生活，而殖民地政府一开始大都采用了漠视华人存在的态度，对华人的生活管理基本上是不闻不问的，直到1877年，情况才开始出现了转变。由于中国第一个驻外领事馆在新加坡设立和英殖民地政府华民护卫司的设立都是在1877年，自此以后，新加坡的华人华侨不再游离于体制之外，逐渐成为中英两国政府积极拉拢的对象。因此，本书以1877年作为新加坡儒学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期标志。

第三章的主要内容，集中说明战前时期的新加坡儒学（1877—1942）。由于新加坡史学界习惯于以战前、战后来划分新加坡历史，而所谓的“战前”“战后”，在新加坡学界的语义环境中，系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更准确一点说，是特指日本于1942年占领新加坡之前、及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本书既名为《新加坡儒学史》，则遵从客随主便的原则，凡书中涉及历史分期，亦均采此意。战前时期儒学在新加坡的传承，主要得益于清政府历任驻新加坡领事官员，特别是左秉隆和黄遵宪的不懈努力，为儒学在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新加坡儒学史上，林文庆毫无疑问是一个前无古人式的主要人物，其颇具特色的儒学思想对儒学的发展与传播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对林文庆的儒学思想进行详尽的阐述与说明，就不仅是本章的主要内容，甚至也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之一。林文庆不仅是新加坡儒学史上一个绝对重量级式的人物，从其儒学思想对儒学的贡献来说，也是儒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一个重要人物，然而，很遗憾的是，由于受政治、文化和历史等多方面的影响，迄今为止，林文庆的尊姓大名仍然未能被纳入到儒学史中。本书从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林文庆在儒学史上应有的地位。新加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唯一一个举人——邱菽园，亦对新加坡儒学的传承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发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影响遍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孔教复兴运动”，肯定是新加坡儒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而由林文庆所挑起的、发生于儒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宗教大辩论，不只是新加坡儒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同时也能为今日世界性的宗教冲突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第四章重点叙述战后至新加坡独立前的新加坡儒学（1945—1965）。日本投降后，原本完全停滞下来的华校很快得以重兴，华校的兴盛本来为儒学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危机开始出现。伴随着世界政局的大变迁，东南亚各国纷纷独立，原本散居于东南亚的众多华侨，被迫在本土化的进程中改变自己的华侨身份和政治认同，由华侨而变为华人。在新加坡，伴随着华侨华人身份而改变的，还有语言的被泛政治化：华文华语逐渐成为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词汇，原本是为了保文化保族保种而创办的南洋大学，最终不可避免地沦为了政治的牺牲品。从一定程度上而言，南洋大学的兴亡之路，其所反应的实际上是新加坡华侨的消亡过程。虽然南洋大学的历史从时间上横跨新加坡独立前后，但由于它的创办集中体现了东南亚华侨华人众志成城维护传统文化的决心，可以说与此前儒家文化的传承更加一脉相连。而新加坡独立之后，南洋大学就开始了走向挣扎、沉沦的深渊，直至最终消亡。因此，本书把它单独辟为一个独立的章节，以示与新加坡独立建国后的新加坡儒学相区别。

第五章主要叙述新加坡独立后以至于今的儒学状况。在新加坡儒学史上，李光耀无疑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不了解新加坡历史和政治、文化、社会现状的局外人往往会过高的评价李光耀对儒学的贡献。然而，在新加坡社会、文化和学界内部，却经常会出现与前述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极端评价：是李光耀将新加坡的儒家传统逼入了死角。直至今日，仍有许多新马华人将其视为是导致传统文化走向毁灭的罪魁祸首而不肯原谅他。本书即为一部史书，当贯彻“述而不作”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以史料为依托、以事实为依据，对李光耀的文化认同及其政治取向分别进行叙述、分析与研究，既不回避李光耀给新加坡儒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一客观事实，亦充分肯定其对儒学的贡献。在新加坡儒学史上，由李光耀率先提出的“儒家伦理”教育运动，无疑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儒家伦理教育运动，可谓是声势浩大，前后持续将近10年的时间，不止在新加坡内部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儒学热潮，亦跨出国界对儒学的复兴提供了一股新鲜的空气，进而刺激了儒学的全面复苏。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儒家伦理教育运动拜新加坡政府或李光耀所赐，从一开始的陪跑一变为领跑，再变为独领风骚，一时间风头无两，到最后的黯然落幕，无不与政府的态度密切相关。而“儒家伦理”教育运动的沉浮，也部分地反映了新加坡儒学的历史重演进程。伴随着新加坡日益西化而来的，不只是年轻一辈新加坡华人从思想上到生活方式上的转变，也使新加坡的儒学现状及其前景令人堪忧：在逐渐失去语文（中文）这个文化载体之后，新加坡的儒家文化传统还能走多远？从新加坡的历史来看，新加坡儒学到今天为止大体上走过了一个闭合的圆圈：从早期的有语无文，与此相对应的、是仅限于低层次上对儒家生活、行为方式上的简单重复；发展到后来有语有文，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对儒学较为深入的研究与传播；再到今天的有语无文现状。从表面上看，貌似是走过了一个闭合的圆圈，然而，今天的新加坡毕竟并非历史上早期阶段上的新加坡，今天所说的有语无文，远不是历史上的有语无文那样简单。今天的新加坡，从事实上来看，即可以说是有华语而无华文，亦可以说是有英语而无华文，甚至可能是有英语英文而无华文。新加坡人华文（中文）的缺失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相对而言，大部分新加坡人的华语还能维持相应的水准，但其华文基础则要低得可怜，几乎可以说是文盲：会说话，但是认读和写作的能力几乎为零。在如此的文化环境下，儒学的发展不可能不会受到影响，因此，就算是一个对新加坡儒学抱有强烈乐观心态的人，都无法对新加坡的儒学前景抱有太高的期望。

在新加坡的历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诸多跟儒学有关的社团组织机构。有些社团组织机构存在的时间跨度很长，即无法将其穿插到合适的章节中，又不便将其腰斩分成几段予以分别记述。笔者考虑再三的结果是，最终决定以附录的方式，对新加坡的儒学组织机构分别进行详细的记录与说明，以保持每一个儒学组织机构的完整性。

最后，为便于有志于研究新加坡儒学的读者、学者更进一步了解、研究新加坡儒学，特将本书所利用过的主要原始文献资料罗列于书后，以供读者、研究者参考。这些文献史料，即是以往所有研究新加坡儒学的前辈学者们集体智慧的结晶，自然也包含了笔者近年来研究新加坡儒学史的全部心血。

目录

第一章 绪 论

第二章 新加坡儒学的早期传播形式及特点（1877年之前）

第三章 战前时期的新加坡儒学（1877—1942年）

第四章 战后至独立前的新加坡儒学（1945—1965年）

第五章 新加坡独立后的儒学（1965年至今）

附录一：新加坡的儒学组织机构

附录二：参考文献

后记

作者简介

严春宝，祖籍山东省莒县，旅居新加坡华侨。哲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加坡南洋学会会员、新加坡南洋孔教会核心会员。已独立出版《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新加坡儒学史》和Essays of Lim Boon Keng on Confucianism(With Chinese Translations)等六部学术专著、译著及诗集《愚人的黄昏》等。其中，《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一书除入选“2010年中华读书报年度图书之100佳”外，还受到了香港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及新加坡广播电台的推介。《新加坡儒学史》则入选了儒家网2020年度十大好书，并获得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主要从事海外华文教育、新加坡儒学及抗战第三战场——海外战场的研究等。

先后主持完成教育部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各一项，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新加坡儒学史》的翻译及出版工作。

自我定位：从事学术研究是出于对职业的尊重，而诗歌创作却是源于对梦想的追求。故，与其被称为是一个学者，倒宁可被误认为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