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马克思主义

郭齐勇

传统中国文化无疑是多元多样的,儒学只是其中之一部分。传统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无疑是流动与变化着的,儒家文化传统也是流动与变化着并与其他文化传统相交织的。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儒学已经衰落,特别是人们对儒家社会与儒学相对隔膜,看法上存在着诸多分歧。因此,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大标题就会令人置疑。人们可能会说:儒学与现代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仍然觉得这是需要放在一定范围内认真地加以思考与梳理的问题,故不揣浅陋,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一、儒家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土壤

中国社会、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的相干性问题,是百年来中国思想史上讨论得较多的一个问题。

自春秋末期孔子继承三代文化大传统创立儒学,直至清代,儒学一直在不断发展和扩大之中。汉代以后的儒学,不仅仅局限于心性之学或者考据之学的范围,而是在社会政治事务、教育师道、经史博古、文章子集之学的各方面沿着先秦儒的博大范围扩张,渗透到全社会,适应、调节社会发展并指引人们的生活。儒学落实在政治制度、社会风习、教育过程以及私人修养之中,是两千五百多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价值取向的结晶,是朝野多数人的信念信仰,乃至到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地步。因此,儒学的地位不是某人、某派的主观意向或情感所能确定的。儒学所以成为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的主流,是由儒学的基本精神、广博范围、历史发展客观地确立的,而不是什么人的一厢情愿。某些儒家文化的攻之者与辩之者,都把儒学简单化了,把儒学的范围缩小了,把中国社会与中国历史的发展抽象化了。实际上,传统中国社会就是儒家型的社会,传统中国文化的底色和主潮是儒家式的,传统中国人的主要性格也是儒家式的;反过来说,儒家或儒学在中国所起的作用或功能,类似于基督教、天主教之于西方,东正教之于俄国,印度教之于印度,伊斯兰教之于阿拉伯世界,都是族群文化自我认同的根基,伦理共识的核心。

儒家文化的地位是自然形成的,并不是自封的。儒家本来就是平民之学,是王官之学下移到民间的产物。在礼坏乐崩的时代,孔子兴办私学,承担上古三代的文化传承的使命,把教育开放到民间。战国末期到西汉中期的社会,通过选择,在诸子百家中逐渐确立了儒家的地位。儒家思想比较平易合理,使朝野都能接受,满足、适应了承平时期凝聚社会人心,积极有为地推展事功的需要。历史告诉我们,“马上打天下”的经验不能用于“治天下”。历代贤明的统治者为治世之需,大多选择中正平和的施政安民的良策。儒家善于继承前朝的典章制度,并与时推移,加以适当的因革损益,使之合于当世,便于应用。其伦常之道,有助于社会的秩序化、和谐化、规范化,其生聚教训之策,更足以内裕民生而外服四夷。内裕民生应视为安邦之本。儒家讲礼乐伦理教化,虽在实行时会打一些折扣,但大体上与民众的稳定和平、淳化风俗的要求相适合。社会要繁荣发展,秩序化、和谐化是基本的要求。礼教使社会秩序化,乐教使社会和谐化。在分配经济资源,在财产与权力的再分配过程中,儒家满足人民的一个基本公正合理的要求,强调民生,制民恒产,主张惠民、富民、教民,缩小贫富差距,对社会弱者、老弱病残、鳏寡孤独和灾民予以保护。其推行的文官制度、教育制度,为平民、为农家子弟提供了受教育及参与政治的机会。这个文官制度,就成了我们的一个国本,它使得历代各级政治有了新鲜血液,有了民间基层人士的参与。这种制度的建构本身,是儒家理念促成的。这个制度文明背后的理念,是维系人心,协调社会人心的以“仁爱”为核心的价值系统。

近代以来,我国与东亚诸国迎接西方的挑战,内在思想的资源其实仍然是以儒学为主干的思想传统。睁眼看世界并鼓动学习西方的人,包括推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先驱、中国共产党人的前辈和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骨子里恰恰是积极入世的、进取的,主张与时偕行、变化日新的,是关切国事民瘼、向往大同世界等儒家情结最深的人。他们的为人为学、思想与行为方式,乃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无一不是儒家式的。我国早期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都以儒家《礼记·礼运》的大同理想作为引进俄苏社会主义、引进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铺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仅儒家的社会理想起着极大作用,而且儒家的人格理想、人格操守也激励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的先驱、前辈。“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救民于水火之中,博施济众,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中国几代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受民众的拥戴,无不与其人格修养、人格魅力有关。

人们常常容易把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其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包含着与我们民族几代先进分子身上携带的丰富的优秀传统精神的结合。例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济世救民的情怀,天下为公的理想,百折不挠的毅力,舍生取义的品格,自强不息的意识,力行实践的精神,辩证中和的智慧等等,都渗透其间。就理论上来说,中国的民本主义传统、大同理想的传统、内圣外王传统、知行合一传统、实践理性传统、唯物论传统、辩证法传统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都起过这样那样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包含了与积淀在社会与民众中的儒家文化的诸因素的结合。新中国的制度建构与儒家社会的建构有着难舍难分的关系。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国富民强、务实、富民、小康思想,与我国古代经典中所强调的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大法,具有深刻的一致性和承续性。我国优秀的文化精神遗产中有丰富的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经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及和谐社会建构,与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民本务实的思想以及天人合德、中庸之道、动态平衡、具体理性等中国智慧有着内在的关联。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邓小平的易简风格等,都带有儒家思想精义与风格、色彩。

费孝通先生说:“我们常常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变成了毛泽东思想,后来又发展成了邓小平理论,这背后一定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在起作用,可是这些文化特点是什么,怎么在起作用,我们都说不清楚。”费先生接着就改革开放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到家庭工业以及一国两制等,谈到几点:第一、重视家庭,重视世代间的联系与培养后代;第二、和而不同,中国文化骨子里还有个东西可以把不同的东西凝合在一起;第三、多元一体,共存共荣,包含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第四、“能想到人家,不光想到自己,这是中国人际关系中一条很重要的东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设身处地,推己及人……这不是虚拟的东西,是切切实实发生在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真情实事,是从中国悠久的文化里边培养出来的精髓……我们现在对中国文化的本质还不能说已经从理论上认识得很清楚,但是大体上说它确实是从中国人历来讲究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所指出的方向发展出来的。这里边一层一层都是几千年积累下来经验性的东西,如果能用到现实的事情当中去,看来还是会发生积极作用的。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许多我们特有的东西,可以解决很多现实问题、疑难问题。”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儒家文化的土壤上进行的。早期的,第一、二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政治家,无不具有儒家的品格。无论是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社会正义观与社会理想,还是我们当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儒家的仁爱、民本、民富、平正、养老、恤孤、济赈、大同、民贵君轻、兼善天下、和而不同、食货、德治主张、入世情怀等等,都是其铺垫、背景与积极的思想资源。没有儒家文化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中国化。所谓“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儒家化。当代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合则两美,离则两伤。

二、儒家文化与中国现代化

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现代化。面对中国社会现代化,促使其健康发展,我们不能不反省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实际上是“现代化”的一个过程和阶段。全球化是经济、贸易、科技的一体化、趋同化。但现代性是多元的,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更不等于美国化。经济全球化不意味着文化一元化。近代以来西方现代化的历程和包括东亚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化经验表明,全球化、现代化决不只是西方民主制度与理性价值的普遍化。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一书中已经对西方启蒙理性和以功利、权利为中心的现代西方社会提出了深刻检讨。而西方后工业社会已经暴露出的种种负面,也鲜明地提示了西方的制度、理念与价值观存在着片面性、单向度性和“平面化”的弊病。中国固然需要参照、借鉴西方的制度文明和价值理念,并使某些制度与价值真正在中国生根,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助缘;然而,中国的现代化有着自己的道路与模式,自己的特殊性,这缘于中国社会及历史文化与西方不同;而且,正如离开了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难以在本土文化中生根一样,离开了民族化的现代化也是难以成功的。

面对西方文化铺天盖地的席卷域内和西方宗教的无孔不入的渗透,我们一定要有文化自觉与文化安全意识。新时代的全球化的挑战,启示我们要有自己的民族认同和伦理共识。如果没有长期以来形成的多民族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就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现代化的过程中被“化”掉,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被冲“散”掉。如果没有终极关怀与伦理共识,也形成不了一个健康的现代法治社会。因为法治的背后有着信念信仰和伦理共识的铺垫与支撑。

从历史上看,儒家曾不断吸取周边各民族的文化,丰富自身。少数民族不断地给中原带来了活力。反过来说,恰好是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例如元代与清代,儒家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今天,儒家仍然是台湾海峡两岸民众的基本信仰与生活方式。海外几千万华人社区,仍然是以儒家文化为主的社区。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决定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的必由之路。市场经济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唯利是图,物质主义、拜金主义、权力拜物教和特权思想正日益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毒瘤,吞噬着市场经济所创造的成果,也吞噬着社会上活的道德资源,败坏社会心理与风俗。

面对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双重挑战,中华民族如何在不脱离世界文明大道的基础上,完成自己的现代化,并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重大课题。新时代的挑战,呼唤着弘扬和培育自己的民族精神,共建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共有的精神家园。如果没有自己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我们就会丧失精神支柱,乃至丧失中华民族。

民族性与时代性、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之间有着张力。民族精神,相对强调民族的殊异性和本民族特征的延绵性、连续性;时代精神,则相对强调人类的普遍性和社会历史的阶段性。然而,两者之间又有其统一性。任何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民族,其民族精神都是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或者说是优秀传统与时代精神的结合。一个与时俱进的民族,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或网络文化时代的来临,并不意味着民族性的消解,也不意味着前现代文明已毫无作用。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在数千年里形成了自己的生存智慧、精神系统、信念信仰、终极关怀、思考与行为方式、伦理生活秩序、价值理念、审美情趣。这些东西固然随时更化,不断变迁,但是,仍然有其一以贯之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可大可久的根据。中国文化从来就是多元多样的。儒家、道家、墨家及诸子百家,道教、佛教及中华各民族历史上的各种文化及诸流派,作为文化资源都是瑰宝,在今天都有同等的价值与意义。我们非常尊重这些文化资源。由于儒家文化与中国民间大众的社会生活的联系最为密切,故儒家文化尤其值得我们珍视。

我们强调重新发掘儒家文化的精神财富,以之作为弘扬民族精神、培育时代精神的重要资源,绝非要鼓吹全面复古,全盘照搬儒家文化的整套东西,更不是试图以中国固有的传统去对抗、抵制外来的文化。儒家文化传统中的确有一些要素由于历史的发展而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变成了历史的包袱;另一些要素则可能成为潜在的现代化的胚胎。因此,人们对于“儒家文化传统”本身也存在一个不断重新发现、开掘、回采的过程。我们提倡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多元开放的心态,对儒家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如上所述,儒家文化中的一些因素,要放在改革开放的社会生活实践、日常生活世界与全球化、现代化的视域中,以现代科学与人文思想、意识来加以考察、分析、批判,始可以转化、建设为今天的精神文明中的有益的内涵,成为今天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的成份。21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是告别“西方中心论”,在现代性与根源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各文化民族重新认同自己的文化传统,重新发掘自己的文化典籍与文化精神,将是未来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种发展态势,它有助于自己民族的现代化和世界化,也有助于人类文明的多层面开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而且是中华文化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其内涵亦不断融合了现代性而更有生命力。

我们应系统地研究现代性与根源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全球化为背景,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角度全面清理儒家文化,探寻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生活的积淀及创造性转化的途径和模式,探寻多元的现代性;深入挖掘儒家文化资源对当今中华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培育所能贡献的思想观念,提炼儒家思想资源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观念与价值理想;从新的视角审视儒家思想,探索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浪潮中,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特征和中国文化现代化道路的特色,重新检视所谓“国民性”问题;系统清理传统儒家文化的礼乐文明和心性文明资源,抽绎出其中能为当代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提供养料的思想资源和能在中国现代化的社会生活中起到积极作用的核心价值观念;为文明对话和全球伦理的建构提供精神食粮;深入考察儒家价值与环境伦理、生命伦理、社群伦理、职业伦理的关系,儒家与现代民主、权利意识、公民社会及现代政治文明的关系,儒学的终极性、宗教性与超越性问题,儒学与女性主义的对话,儒学的草根性及其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儒家文化的许多价值理想一直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中华文化可大可久的根据。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架构和政治体制已经消失,但并不意味着与之相结合过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思想与行为方式都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在今天,其中大量的精神财富仍然可以创造转化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宝贵助缘,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精神资源。

儒学不仅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也是华夏族群的精神形态,是中国乃至东亚社会文化的结晶,蕴含了东亚各民族的民族性格、终极信念、生活准则、生存智慧、处世方略。儒家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集中的代表,又因其“与时偕行”的品格而具有了时代的特性,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国农业社会的儒家文化中的许多因素,尤其是精神因素,不可能不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与意义。作为民族的意识与心理,儒家文化在今天仍是活着的。

儒家的精神首先是创造性的生命精神,是人对宇宙的一种根源感。《周易》以“乾元”代表“天”及其大生之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坤元”代表“地”及其“广生之德”,“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地把这种广大悉备的生命创造精神赋予人类,因此,人有一种刚健自强、生生不已的主体精神。孔子、曾子、孟子更是极大地张扬了人的自强不息、积极有为的创造精神,将其归纳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弘毅自强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主体。儒家文化不是守成的僵死的古董,而是主张常变常新、与时俱进的创造性的有机生命。儒者重“时”,孔子就被尊为“圣之时者”。儒家文化主张“因时而变”、“随时制宜”、“与时偕行”、“与日俱新”,这些都可以转化为当代中国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时代创新精神。

儒家文化的人文精神乃是孔子“仁学”的精神。一方面,“仁”是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是人的本质规定性,它凸显了人的道德自主性。另一方面,“仁”又是“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生命的感通,是“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价值理想。这种价值理想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忠恕”之道作为主要内涵,以“仁义治天下”、“以礼治国”、“礼之用,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礼义仁爱原则作为处世之方。这可以推广为人与人、家与家之间的和睦之道,推广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平之道,推广为宗教与宗教、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和合之道,乃至推广为人类与动植物、人类与自然的普遍的和谐之道。“和而不同”论承认不同,整合差异。孔子的“仁学”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内核,是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此不仅是协和万邦、民族共存、文化交流的指导原则,而且也是“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智慧。无怪乎《全球伦理宣言》的起草者孔汉斯先生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全球伦理的黄金规则,这是很有见地的。

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一直以天下兴亡、人民安康为己任。在儒家的济世理想中,始终洋溢着一种伟大的居安思危、忧国爱民的忧患意识。这对于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都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儒家是赞同谋利的。董仲舒“正其义不谋其利”是针对君子修身与统治者治国来说的,而不是针对民众与社会的需要来说的。从儒家的思想来看,儒家常把治国者(君子)与一般民众区别开来。对治国者,儒家要求从严,要求他们“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故孔子说“君子喻于义”,“为政以德”。但是,对一般民众,儒家要求甚宽。儒家认为人生而有欲,人的物质欲望亦为天之所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有其正当的存在理由。故儒家言“利用厚生”,言“庶”、“富”、“教”。儒家正义谋利的思想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而且,儒家文化所主张的“创生”“尊生”、“变通”“制宜”、“和谐”“中庸”、“诚信”“敬业”、“见利思义”、“以义制利”等思想和智慧也可以转化为现代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的宝贵资源。儒家非常重视修身,尤其强调陶冶心灵,养育德性。儒家德目中,“诚”、“信”、“廉”、“耻”等都有深刻内涵,尤其是一系列关于官德的论述与修养工夫论,还有包括监察制等在内的制度文明,在吏治不清的当今,更具有其意义与价值。

有关东亚儒学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海外学者白鲁恂、傅高义、杜维明、杨国枢、李亦园、金耀基等先生有不少研究成果。夏光综合了这些成果并进一步论证了如下方面:第一、儒学传统与私有财产的密切关系,对个人、家庭及管理、经营各方利益的肯定,家族家庭主义、等对企业组织的延伸及劳资关系的亲和性,忠、信价值的内在渗透。第二、政府以各种方式在其经济生活中积极扮演了干预主义的角色,而大的社会空间及宗族、家族、行会、乡约等民间自治的传统在儒学世界中由来已久。两者有张力,但结合得好则有效促进现代经济的发展。第三、选贤与能及教育制度、文官制度传统的延续,使今天民间社会的能人跻身精英统治与技术统治的精英政治中。第四、民间组织与自治,积极参与及儒学传统所倡导的公民性与公共品德是东亚的公民社会的成长与发展的基础,也是东亚现代性政治层面的基本内容;儒学色彩的市场经济,由企业精英转化为企业精神;由儒学的公共性参与发展到现代社会管理与社会批判;凡此种种促成了现代东亚社会之民主政治的走向。在历史上,儒家、儒商的生存,有赖于又促成了广大的社会空间与民间社会的形成。儒家传统自觉、不自觉地与现代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儒家传统又必须以现代人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法治观念、道德意识,以社会主义道德文明精神加以引导、改造与运用。

三、儒学资源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可能的贡献

与前所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儒学与现代化都不是绝对对立的,它是参与现代化的积极力量,而且不仅仅只具有克服现代病、治疗现当代顽疾的作用,也不仅仅只具有心理慰藉的作用。儒学的主要精神与价值理念,仍然是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依据,是当代中华法治社会的民族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之基础。人们常常身在宝山不识宝,儒学丰富的内在宝藏还有待我们一代代人去发掘、发现与转化。

儒学其实是教养,是文明。当今的社会,尤其需要提升民众、国民的教养水平,尤其需要强调文明的程度。健康的现代市民社会需要“温良恭俭让”和有所敬畏的公民。公民社会是凸显个体教养与社会公德公信的社会,故现代性的诗书礼乐之教养,不仅对君子,而且对每一个公民都是必要的,它毋宁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必需,是构建当代文明社会的基础。文化修养的形成,需要环境、氛围的熏陶,长时间的、几代人的积累。儒家教育是性情教育,在我们当下的家庭、学校、社会教育中应自觉加强儒教的熏陶。

我特别要说的是,不要苛求儒家(儒学、儒教)。大家都不苛求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道家道教,为什么一定要苛求儒家(儒学、儒教),一定要它给予我们现成的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现代价值呢?不给予这些现成的东西就没有价值吗?其实,儒学与基督教等一样,不能直接地开出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但通过我们的批判继承、创造转化,它可以更好地转化并吸纳现当代价值,更好地使现代价值健康地植根于既有的文化土壤。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特定时代的责任,我们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我们也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古人,让古人承担一切。对儒学采取简单抛弃、一味排斥、不讲道理的态度,轻率肢解,信口开河,或视之如寇仇的方式,是最容易做到的,但那是思想懒汉的做法。这种人没有担当意识。对于我们的有志气有智慧的青年人来说,一定要肯下功夫去切磋琢磨自家的文化基因、文化土壤。这里面有很多不简单的东西。例如“礼”、“三礼”中就有大量的正价值,有很多复杂的面相与深刻的内涵,绝不是所谓“吃人”、“杀人”就可以盖棺论定而弃之如敝屣的。那就把洗澡水与婴儿一道泼掉了。

现在是开放与对话的时代,我们以开放的胸怀,接纳、促进新时代的诸子百家,促进古与今、东与西、中西马、儒释道、诸子百家间的对话,以及广义的儒教徒、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之间的对话,在文明对话的过程中,把自己的珍宝承传下来并努力地输送出去,让全人类共享!儒家有丰富的资源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女性主义等等思潮对话,在对话中彼此理解、沟通、融会、丰富。

现在又是思考或反思的时代,思考或反思流俗,反思启蒙,反思习以为常,反思思维定势,反思一百多年来时髦人士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反思成见,反思科技文明,反思商业化,反思现代性,反思全球化,反思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或官场文化,反思功利时代,反思金钱与权力拜物教,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反思今天的评价体系,反思对根源性、对神圣性、对敬畏之心、对终极价值与安身立命之道的解构或消解,反思对列祖列宗创造并传承下来的文明遗产和中华文化精神不抱敬意的态度,重建崇高,重建信念与信仰。我们尤其要反思教条主义,反思全盘西化,当然要誓死捍卫各色人等说话的权利。这就是文化的生态平衡即“和而不同”。

现在还是文化自觉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与重建的时代。张岱年先生说:“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必须认识中华民族文化长期延续发展的根基。中华民族延续五千年,必然有其精神支柱,精神力量,这一点应当充分认识,这就是民族自觉。”“如果否认本民族的优良传统,把过去的历史都看成一团糟,那也就失去了前进的基础,今后的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了……惟有了解自己的优良传统,才能保持高度的民族自信心。”“传统文化中……一些精粹的思想则能够对现代化起一定的促进作用。应该承认,传统文化中也包含着促进现代化的契机。如果民族意识的内部完全缺乏促进现代化的契机,那末,现代化将是毫无希望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主动吸收世界先进的文化成就,同时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认识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发扬创造精神,创造自己的新文化……这样才能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各个民族各自发扬自己的民族特点,才能构成全世界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联系以上引文之上下文,我们可知张岱年先生所说的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主要指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统一与和谐的关系,“天人合一”思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肯定人的人格尊严与人的价值在道德自觉性;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精神与方法,知行合一与知行相资等。这些主要来自儒学。张先生正是在此一基础上讲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含独立性、自觉性、主动性)的,认为一个民族必须具有主体意识,即独立意识、自我意识和自觉能动性,才能立足于世界众多民族之林。

我对开放的儒学充满了信心。我们中华文化当然要有自己的立足之地,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然要有自己的文化主体意识而不能是无本无根的,不能只沉溺于食人牙慧。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当然不可能以外来文化为其“体”。但传统或文化(心性的或价值的或观念的文化、制度的文化、器物的文化)总是流动的、变异的。今天的中华文化已是以传统中华文化为主特别是以其中的儒家型社会文化为主,而不断融合、消化外来文化的新文化。这一新文化体用如一,即体即用。但它的内核与主干,当然是固有的精粹,否则,我们拿什么去与人家对话?拿人家的余唾去与人家对话吗?我们只是“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的精神弃儿吗?总之,我们要以健康的心态面对传统与现代间、东方与西方间的种种切切,一定要有定力,有主心骨。在构建和谐社会,迎接民富国强之际,千万不要忘记发挥传统经学、诸子,特别是儒家资源的积极作用!

有人说儒家是所谓“泛道德主义者”,这也是因为对儒家知之甚少所致。孟子曾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儒家的范围甚广,很难归结为道德的或泛道德的,政治的或泛政治的。就儒家与政治的关系而论,历史上真正的儒家从不阿附权贵,不是历代权威政治的附庸。虽然历史上不乏曲学阿世的陋儒,但这不是儒学的主流,儒家有以“天”或“德”抗位的传统和批判的精神,乃至“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儒家的政治文化资源中的民本思想、民贵思想、民有思想、民富思思、官与民同享同乐思想、载舟覆舟思想等,是可以作出现代转化与现代诠释的。儒家有很多思想、价值可以与民主政治相连接或作铺垫。“以人民为主体”的思想当然与传统社会的“以民为本”的思想有质的差异,现代社会的“民主”与传统社会的“民本”也有内涵的不同,但不能说二者之间完全没有联系。

儒家在观念、制度及化民成俗的三层次中,有许多因素成为改善传统政治的良性的东西,这里有不少可以转化为现代法治社会、民主政治建设与陶冶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资产。儒家的某些理念曾转化为传统社会的一些制度,有一些制度其实是值得我们反刍的,其中的价值常常被我们忽视。儒家有极为丰富的公共意识与公德心,其对公与私、公德与私德、公利与私利的看法,也绝非流俗所言,它当然也不可以归结为所谓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云云。

自中西交通以降,与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一样,儒学和西学也一直处在互补互动的过程之中。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西方大哲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都十分推崇孔子、儒学,其实康德、罗素、杜威思想中都有很多可以与儒学会通的地方。基督教与儒教也有不少可以会通之处。贺麟先生是我国西方哲学学科的一代宗师。贺先生非常尊重儒学思想资源,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理解,对儒家的世界化与现代化,对中西会通寄予厚望。西学在中国的发展当然离不开中国文化,而儒家是中国文化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这是毋庸置疑的。在我国,真正懂得西方的社会、文化、哲学、宗教的大家,都是非常尊重本土文明,特别是儒家文化的。这恰好也有助于他们更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理解西方与西学。

促进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定要有一种自觉,即当代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以政治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融合。今天,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儒学之结合有广阔的前景。在经济全球化、多种价值观并存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儒学与自由主义有内在的紧张,但三者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结盟已是客观之大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三十年是我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三十年。党的十七大通过的政治报告,进一步完善了十四大以来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伟大目标。在这一基本路线指引下的经济建设、政治改革、文化繁荣、社会空间的拓展,尤其是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这些方面,儒家文化资源大有用武之地。今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化发展之最为紧迫的课题,一是经济与社会得到科学地、全面地、可持续地发展;二是政治与社会改革,构建公平、正义、和谐的社会;三是中国主体性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包括荣辱观的建构与整饬吏治。在这三方面的理念、制度、心理习俗系统的建构中,中国智慧及儒家文化资源都可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儒家文化有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内在自我诸关系的讨论非常丰富,很多历史经验、文明制度、治世方略、人性修养的道理需要我们用当代科学理性精神加以分析与总结,以提供今天的人们来借鉴。这也是儒家思想可能作出贡献的方面。

因此,随着社会空间的进一步扩大,“大社会”的进一步形成,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的活动作用空间及对当代社会的良性影响也会愈加显豁。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政治与社会改革、民族主体性的国民价值系统的建构等向度上,儒家的积极作用会更大一些。

张岂之先生指出:“民族复兴与文化复兴不可分割。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民族复兴的提出,反映的是人民的意愿,是中国社会的走向……我国文化复兴的价值体系的建立,需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价值加以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今天中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渊源,今天中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开拓与发展。源与流的结合反映出中华文化具有深邃而又常新的生命力,它像一条巨流,奔腾不息,是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动力。”

当下信用品性的危机,表明当代中国的国民缺少了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真正具有约束力的信仰系统、价值体系,缺少了伦理共识、文化认同、终极关怀,缺少了敬畏之心与定盘针。这也考问着我们的教条式的政治与道德教育的有效性。要凝聚人心,解决中国问题,少不了儒家文化的调剂。我们要让更多的人正确地理解儒学。目前民间对蒙学读物与《四书》的一定程度的需要是一个契机。《四书》的基本内涵是忠孝、仁爱、诚信、道义、礼敬等价值,是启发式的,是反求诸己的,是德性论的。我认为,应当自觉地更多地让《四书》内容进入国民教育体系之中,当然要渗透进现代意识,予以创造性转化。这对少年与青年的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对世道人心的整饬与提升有积极意义。这在历史上是行之有效的,是浸润在民间的,故我们不能回避或置之不理。

我们要把中华人文精神活化到当下的社会与人生之中,积极参与现代化的建设,凝结成中国人的主体性的价值系统,并贡献给全人类。我们有深厚的历史感与强烈的现实感,批判当下社会生活的负面,反思现代性,面对实际问题,力求把根源意识与全球意识、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化建设相结合,为建设健康的合理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而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郭齐勇,1947年生,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