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访谈


【编者按】2016年下旬,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公布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名单,我校宋立林副教授荣列其中。仲冬之初,本刊有幸对宋老师独家首访,聆听他对孔子儒学的体悟、诠解。兹将访谈录音整理、刊发于此,以飨读者。本次采访安排和录音整理等得到本刊主编巩宝平以及丁凯强、秦星星、禇燕、张亚朋等编辑同仁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宋立林,男,字逸民,号瘦竹,一九七八年生,山东夏津人。历史学博士,哲学博士后。曲阜师范大学中华礼乐文明研究所所长、孔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曲阜礼乐文明研究与传播中心秘书长,中华孔子学会理事。曾任《孔子文化》创办人、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孔子与早期儒学、儒家学术史研究、儒家哲学和现代新儒家。致力于孔子与儒家文化的弘扬和普及,尤倾力于乡村儒学运动。主要著作有:《儒家八派的再批判》、《孔子家语通解》、《孔子文化十五讲》、《礼德诠解》、《廉德诠解》、《孔子家语探微》等。
                                       儒乡儒者儒风长
                                   ——我校山东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宋立林老师访谈
□宋立林  陈 岳  赵敬蕊
 
《孔子文化》编辑部(以下简称孔):宋老师,您好,我们是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刊物《孔子文化》的编辑。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祝贺您今年入选泰山学者青年专家。我想此次入选是对您这些年在儒学领域付出和贡献的肯定,也是我校儒家文化教育与研究薪火相传的体现,可喜可贺。我们了解到您从学习到工作一直是围绕儒学主题展开的,其实,很多人都想知道您是如何与儒学结缘的,在这么多年的儒学学习中,您有什么独特的体悟吗?
宋立林老师(以下简称宋):和儒学结缘首先是和传统文化结缘,和传统文化结缘是因为和历史结缘,我从小喜欢历史,而喜欢历史则是因为喜欢听评书。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听到上初中,对历史的喜爱远远超过其他学科,从小学学历史开始一直到大学都保持着第一名的荣耀。除了兴趣之外,老师的器重则是动力。记得考高中之前,初三时基本上进入复习阶段,历史老师公开宣布,历史课早自习宋立林可以不学历史,可以补他的短板学科。高考报志愿,教历史的李老师直接告诉我,你就报曲师大历史系,那里的历史系好。我就第一志愿报了曲师大历史系。其实,正是凭着这种兴趣,借助这种动力,促使我考历史学专业。命中注定和曲阜有缘,和曲园有缘。不过,我对历史的兴趣基本上在思想史和文化史领域,大学时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尤其是在大三大四读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别开生面。和之前读过的张岂之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不一样,敬佩得弗得了。在此之前,我最早读的是他的《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就知道了葛兆光,喜欢读葛兆光。大学虽然上过《论语》课,但说实话那时候对儒学懵懵懂懂,并没有发生兴趣,当时的心思几乎用在了佛教和老庄身上。那时候啃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后来还借了《隋唐佛教史稿》,然后读陈寅恪、钱钟书、张中行等。大三大四的时候,还买过《二十二子》,点过《老子》《庄子》《孙子》,手抄过《荀子》。我大学毕业论文,是在杨荫楼老师指导下写《唐古文运动发生姻缘考》,那时候是手写,厚厚一大叠稿纸,大概有一万八千字,得到杨老师垂青。大学时还写过《钱宾四学述》、《魏晋风度与诗琴药酒》等等“小文”。现在想来,那个时候“青春期”还没完全过去,有叛逆心,喜欢清高,所以禅宗、庄子成为心仪的对象,讨厌世俗的规矩和人情世故,因此儒家还没有进入我的视野和生命,但是在钱穆、梁漱溟等先生的“熏染”下似乎已经种下了儒家的种子。当然,正如黄玉顺老师说的那样:“人天然是儒家。”我早晚会回到儒家。后来第二次考研究生也想考清华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方向。2000年大学毕业后工作的第一学期,挣了工资,开始订一些关于佛教文化等期刊。记得当时负责期刊的老师专门找我谈话,生怕我“想不开”(哈哈)。其实,我对佛教完全是出于一种纯粹的喜欢。我说:“这个世上有我牵挂的人,也有牵挂我的人,怎么会看破红尘呢。”这里似乎证明我还是儒家的底色。随着时间的流逝,父母的故去,思想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儒家化的倾向更加明显了。2001年考清华专门史研究生,专业课成绩很好,英语差一点,没考上。2003年再考清华,初试成绩优异,可惜复试中英语口试不过关,又没考上。随后调剂母校专门史专业,在杨荫楼老师推荐下,杨朝明老师接纳了我,使我有幸学习儒学。学习过程中发现最适合自己的,也是自己最想要的恰恰是儒学。可以说,此时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我认定自己的人生价值,人生理想都在孔孟之中。自己也变成一个坚定的孔孟信徒,认为儒家是正统的学说,道教和佛教是补充,一体两翼,这是我儒家信仰确立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曾不无调侃地说:“性喜庄禅,皈依孔孟。”这种过程使我对人生、家庭、社会的理解确立一个模型,也让我学会用儒家的观念来看待这些事情。十几年来走上研究儒学的道路,改变了过去那种消极的人生观,幸福指数越来越高,我自己也很知足,内心变得很充实很安宁,这种充实一直提携着我不去向下堕落、沉沦,而是积极向上提撕自己。
孔:在这些年中,让您印象最为深刻的经历是什么?  
宋: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有句话是“做个有故事的男人”。我想,我们这一代注定是平庸的一代,缺乏故事。我们没有经历过祖辈和父辈所经历过的百年动荡,我们生活在一个比较安定的时代。不过,幸与不幸,真不好说。于我来说,平平淡淡。本科毕业后去高中教了三年书,后来读研,毕业后留校工作,再后来考博士,毕业后继续留校。虽略有起伏,但仍非常单调。我日常生活就是买书,读书,写书,编书,校书,教书,整日与书为伍。所以,印象深刻的事,是分时段的。每个阶段不太一样。比如父母的去世对于当时尚未成家的二十多岁的青年绝对是个巨大打击。
   其实,如果换个问法,那就好说了。我们可以说我这十几年最深的印象是什么?那就是儒学复兴。我从2003年回母校读研究生,身在曲阜,切身感受到了儒学和传统文化在民间的复兴迹象,并且得以参与其中,成为其中的一份子。2003年杨师带我去山师大开首届齐鲁文化国际会议,从那个会议上我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大师、大家,如李学勤先生、庞朴先生、牟钟鉴先生,记得还有刘泽华先生。感受到李先生那种博大、从容,感受到庞先生那种儒雅、率真。记得借了我同学的单反相机和先生们合了影,结果晚上和同学吃饭,喝酒喝多了,我同学错把交卷抽出来曝光了,气得我好多年都不想理他。2004年,曲阜第一次官方公祭孔子。2005年的祭文,我是参与修改的,尤其值得骄傲的是,我重写了“新编祭孔乐舞歌词”,这十几年来祭孔大典一直沿用,当时多家媒体报道了,我把这视为最大的荣耀。另一件荣耀的事就是去年母校甲子校庆,我和纪洪涛兄合作撰写了《犁牛之子歌》被确定为校歌,成为我们献给母校的贺礼。十几年来,从民间到官方,儒学越来越受到重视。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明底色,也越来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孔:作为山东省首批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入选者,您的感受怎样?这对您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有影响吗?您能否透露些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宋:第一个感受就是幸运。这个幸运,不仅仅是我个人而言,而是说儒学。近年来,社会对儒学愈发重视,作为孔孟之乡,山东有很多努力。泰山学者中专门设立儒学岗位就是一个例子。其次,有幸入选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对我的工作有巨大益处。坦率地说,有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光环,也有了一笔专项经费支持,举办学术会议,编辑学术刊物,开展学术交流,出版学术著作,这些就能得到解决了。当然,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就是将来会越来越忙。其实,这些年来,就没有假期、周末的概念,没有“下班”的概念。睁开眼就是工作,看书,写论文。刚刚看到一个帖子,很能描述我们的状态:“举头望明月,低头写论文。少小离家老大回,天天在外写论文。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写论文。”呵呵,描写得多贴切啊。朋友说:“读书人好像上了贼船。”我们上去了就不想下来!呵呵。忙碌,是我们这群人的宿命。应该“安之若素”。
   工作计划嘛,一大堆。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文债高筑”!有很多计划内的科研工作,也有时不时出现的“邀请”,比如约稿,会议论文等等。这些都是“分内事”。除此之外,我计划办个《洙泗》杂志,以书代刊,每年一到两辑,算是搭建一个学术平台。我的目标是要办成和台湾的《鹅湖》那样有影响的同仁刊物。我们的礼乐文明中心,还要在礼乐的研究与传播方面做工作,与孔子研究院联合出版《新礼乐》杂志。另外,还计划每年开一次以“新儒家与孔学重光”为主题的学术会议。2017年的主题是“追溯梁漱溟:梁漱溟与孔学重光”,接下来会以钱穆先生、徐复观先生、牟宗三先生等为主题陆续举行。下半年还会与孔子研究院联合举办“论语学研讨会”,每年一次,以推动论语学研究。
   在我看来,学术研究固然重要,普及和推广的工作更是迫在眉睫。经过百余年的断裂,传统文化已经奄奄一息。如今贞下起元,学者们应该走出书斋,服务社会。其实,社会上对于传统文化的需求是巨大的。但是,国学热也出现了太多的乱象。我总结说是“群魔乱舞”,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学者们对民间的需求视而不见,把儒学普及视为低层次的事,不乐为,不能为。结果就是一些江湖骗子大忽悠到处招摇撞骗,结果受伤害的除了受众,还有传统文化本身。所以,我非常佩服郭齐勇老师、颜炳罡老师、赵法生老师等,关注民间,走向民间,服务民间。我近年主要做的先是乡村儒学教育,后是干部政德教育,主要是两大块。还参与面向社会的“孔子文化大讲堂”,推动“儒学六进”活动,参与山东省中学传统文化教材编写。其实,我最近在想,在大学里做“青春儒学”似乎意义更大,效果更好。
孔:宋老师性喜庄禅,而皈依孔孟。最早您喜欢老庄,那是出世的道理。而孔孟之道则是入世。您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学习孔孟之道,儒家之道,您如何运用?
宋:可能是每个人都有做一番事业的决心,但在做事业过程中,忙碌了就会有疲倦感,这时就需要道家,给自己一种放松。至于儒家,孔子曰“知其不可而为之”,当然孔子还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是他终究没有“浮于海”。儒家主要讲入世,社会需要更多的人入世。苏东坡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既有强烈的儒家情怀,要入世,又有遇到挫折时自我调节。你会发现,中国古代大部分知识分子自杀的很少。为什么?儒道互补。他们既有儒家的积极心态,同时又有一个缓冲。道家就像人心里的一道阀门,压力大,快要承受不住时,打开阀门,适当减压。每个人都需要这种互补。我想就整个社会而言,儒家是常态,如果所有人都出世退隐,那么国家应该如何?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无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社会纵有黑暗的一面,我们也要积极去改变社会,力求黑暗面减少。
   孔:宋老师,您研究的关注点一直集中在“走出疑古时代”、“儒学正本清源”之理路上,在这一点上,我们后学应当如何做,才能避免先人之误?
   宋:我的学术理路主要是受到杨朝明师的影响,他则是受到太老师李学勤先生的影响。所以,我总结说自己的工作就是——“走出疑古时代,重估古代文明,正本清源,返本开新”。
   我一直认为,“疑古思潮”与“新文化运动”是一体两面。我当然要说,不管是新文化运动也好,疑古思潮也好,都不是一无是处,在当时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问题多多。一百多年前,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遭受历史上最严厉的批判和否定。在受到否定的情况之下,就有一些学者站出来要给孔子辩诬,像梁漱溟先生就说,“我就是要替孔子说话”。所以在上个世纪就出现了新儒家,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但是新儒家等文化保守主义者在当时学术思潮之下,仅仅是一股很细微的声音,是边缘的。不过这却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就是使得我们的文化没有“断根”——不绝如缕。现在再看,时间过去100年之后,从20世纪以来到今天,我们认为还有价值的、有创造意义的、真正能够立得住的思想还是新儒家。虽然那时候很微弱,但恰恰真理就站在这一边,它是有深度的。但是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那一派,对于儒学的否定、批判或者污名化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所以说,在当时像新儒家这些所谓比较中正的的观点,是没有民众去关注的,真正掌握话语权的是新文化派,而且他们的观点逐渐地深入青年,然后深入社会,成为一个主流看法。这样一来,儒学就被视为中国进步的一个巨大阻力。那么,要现代化就要打倒它,所以一直到后来,建国之后,情况越来越严重,到了“文化大革命”,达到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那时候对儒学的一种误解,或者说曲解,对民众包括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到今天都还是有的。今天一提到儒学、一提到孔子,就会举出好多:什么孔子歧视妇女,孔子歧视劳动,孔子维护等级制,孔子维护专制制度,等等一大堆,认为是糟粕,是落后的东西。这些认知,就是当年教育留下来的,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正本清源,去拨开迷雾,让人们认识到儒学的真面目、真精神。这几年我们不断地去写书、普及读物,发文章也好,讲座也好,就是想做这个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返本开新”才有可能,才能获得认可。
   孔:最近在社会上有关礼文化的教育与讨论,多了起来,赞同与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您怎么看待这种文化现象?
   宋:2016年孔子诞辰纪念期间,曲阜师范大学和孔子研究院的几位同仁共同组建了“曲阜礼乐文明研究与传播中心”。2017年2月,我们学校也成立了中华礼乐文明研究所。周公制礼作乐,孔子阐明礼乐精神,曲阜可以说是中国礼乐文明的源头。我们有义务把儒家礼乐文明整理好,宣传好。关于儒家文化的弘扬和普及,礼与乐因为是直观的,可以操作的,更受社会大众的关注。儒学是生活化的东西。礼乐就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礼乐的作用在于通过规则规训,提升人的教养,改变人的气质。我个人认为,儒者儒生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讲礼,守礼”。一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一方面,看到别人不守礼,会很气愤。学习儒学的人,首先自己要懂礼,守礼。你对社会的诸多不满,不能在你身上再现。人的精神状态,修养教养都体现在你是否守礼。是否有仁德是看不见的,但你是否守规矩,懂礼貌是可以看见的。但这又是可以培养的,礼是用来彰显人的人性光辉。如果不断内化,一个人确实能够变化气质。如果没有仁德,只重外在那就是虚伪,但是外在的礼乐培养是会内化的,使内在的德不断丰满成长,所以二者必须合起来。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仁与礼哪样也不能少!
孔:我们知道最近您打算出一本关于《孔子家语》文献的辑录,来系统阐述这个问题,您认为此书对于当今儒学研究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宋:是这样,这些年我一直在跟杨朝明老师做《孔子家语》研究,虽然没有把精力完全放在这一块儿,但一直在做。15年的时候,我托朋友询问上海古籍出版社,能不能出版《孔子家语汇校集注》?结果被认可。我们签了合同。同时受上海古籍出版社之邀,还要整理两个《家语》的本子,一个是他们的“国学典藏”系列,我点校了日本太宰纯的《増注孔子家语》。另外一个是《孔子家语译注》,列入“全本、详注、精译”丛书。如此一来,我就有三个《孔子家语》的文献整理工作。
   近年来,我梳理了《家语》的流传史。大家知道,《孔子家语》在历史上有多个版本。不仅有中国的,还有日本的,甚至日本做得比我们强,日本最少有三四个版本都非常扎实,相比之下我们明代、清代的学者做得逊色一些。我觉得日本人在文献方面下得工夫是特别让人敬佩的。要做汇校集注,我就收集了大量有关《孔子家语》的本子,很多是从孔夫子旧书网购置的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本子,还有从日本买回来的本子,还有些是影印本及电子本。汇校,就是把各种不同版本中的异文校出来。集注就是把各家的注汇集到一块儿。《孔子家语汇校集注》做好后,就相当于一个工具书。难度虽然不大,但关键是需要一点一点儿的工夫,需要很细致的工夫。在这个基础上,可能还要继续开展文献研究,从以书为单位到以篇乃至章为单位进行细致研究考辨。
   对于《孔子家语》,一直以来包括今天一些学者,可能没有关注过《家语》研究历程,认为《家语》是伪书。其实,造成这个说法的原因很复杂,很大成分是研究者的一种成见,这种成见当被作为一种学术史积累传承下来。《家语》是不是伪书,是一个非常专门的问题,不是一眼读完了就能判断出真伪来的,应当作为一个专门问题来研究,这样最后才能得出结论,但是一般人谁有那个工夫,哪个名家说它是伪书,那它就是伪书,他可能就没有工夫去辨别这个问题。那么今天有了条件,有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对照,有了一个摆脱那种单纯真伪观念的束缚之后,我们再看它,它的价值就会突显出来了。我们应该知道,任何一部古书都有一个成书过程,有一个传流的变动的过程,《孔子家语》作为孔氏家学的一部分,它肯定有一个加工、变动的过程。其实,何止《家语》,《论语》也不例外,从《齐论》、《鲁论》和《古论》,一直到今天我们用到的《张侯论》都是经过加工的。但是因为我们心目当中的《论语》是个经典,它很神圣,所以我们就不会怀疑,但是你对比一下就会感觉到。《论语》是语录体,我的看法是它是精心编纂而成,并非完全的实录。其实从常理来想也能想清楚,就像我们聊天一样,孔子和学生聊天,聊天也有主题,但不会像《论语》那样精炼到几个字,反而像《孔子家语》,那样的长篇的对话,可能恰恰是实录。当然,即使实录,可能有些东西就会遗漏,因为“言不尽意,书不尽言”,语言和思想之间有差距,各人的理解和记忆能力也有不同,所以古书出现问题是很正常的,没有问题才是不正常的。但是这种问题不能用“伪”一个字一棍子打死,应该理性分析其文献价值和思想价值。
   我想《孔子家语》固然有一些流传中出现问题,其实哪本书没有呢?《老子》也有啊,内容变动那么大,那么为什么我们非得说《孔子家语》是伪呢?我想我们不能简单用真伪来判断它。我相信《孔子家语》的价值,如果和《论语》对读,你会发现它会丰富孔子的形象。《论语》当中谈的更多的是一种德治、个人修养,杨老师经常讲《论语》是儒家的“道德经”,《论语》讲道德,为人之德、治国之道。它是从孔子大量的语录当中精选出来的,这符合儒家的政治观念,即重德。《孔子家语》的内容,就显得不那么高大上,但它也是孔子思想,只不过它是另一面。当然,你会发现许多地方和《论语》当中也是一致的,一致中的差异性,所对它有丰富性。
   孔:就是说咱这本书所起的作用是给过去的那种偏见一个拨乱反正式的东西。
   宋:不敢说是拨乱反正,最少是一个纠偏补弊吧。其实,不光我和杨老师,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孔子家语》,近几年以《家语》为题做博士论文、硕士论文的越来越多。我看结论大都认为它是真的,价值很高,甚至有人一开始认为《家语》是层累造成的,慢慢地就改变了看法,越研究越发现原来《家语》更原始、更可信,这个“更原始、更可信”就是作材料来讲。这就是所谓的“术业有专攻”,专门研究某一个问题,你就会发现不一样的而且更为深入的东西,你比如说《古文尚书》,如果我们不去专门研究,到底真的?伪的?学术界那么多人,有说真的也有说伪的,都是大人物,你说听谁的?或者你觉得谁可信你就听谁的,如果你没有研究,这就有可能走到另一条路上,那条路不一定是对的,这就是一个问题。
孔:这几年国学已经在全社会上蔚然兴盛,由“国学热”衍至一种潮流,儒学也得到空前的发展,为国学、儒学正名,希望将之纳入一级学科的呼声也渐高,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宋:首先,国学热我觉得是大势所趋。我上课的时候经常讲,其实林安梧老师也经常讲,中国建国这70年很像汉初的70年,汉初刘邦打天下的时候他就很排斥儒学嘛,但是他打完江山以后,到临死之前他到曲阜来,去祭孔子,为什么?因为他认识到叔孙通说的那样——“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打天下的时候用不上,但守天下治天下的时候用得上。陆贾告诉他:你可以马上得天下,但你不能马上治天下,你不能靠暴力。暴力打天下没问题,但你不能靠暴力治天下。到了文景时期,虽然重视了孔子但他们没有转变执政理念,就是所谓黄老之学。黄老之学有没有意义?当然有意义,不折腾,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到武帝时期,国库充盈,军事实力很强,对外讨匈奴,对内兴文教,当时叫“复古更化”,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设立太学,这就不一样了,这时候意识到了文化的问题。我们党不就是这样吗?毛泽东时代,建国后也想继续革命,到了邓小平时代,提出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个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但其实是一手硬一手软,虽然经济发展了,但精神、文化出了问题,整个社会就会出现问题。那这时社会就要兴文教,文教还是要从传统文化讲起。所谓的精神家园,价值观都是文化的问题。如果文化问题不解决,经济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习总书记上任以来,大力弘扬传统文化,这就是一个明显的趋势。国学复兴运动,2003年最早从老百姓,民间兴起的。2013年,习总书记来曲阜考察这个信号反映的其实是十多年民间儒学,民间国学,民间传统文化复兴热潮起来之后刺激、推动高层思考这个问题的。所以说,这次的国学热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以前官员有所顾忌,上面没有政策不敢动,所以在民间做这些活动就有阻力,困难重重。那现在习总书记发表了里程碑式的讲话之后,全国提倡传统文化,各地政府也表示了巨大的热情。但是问题也有,那就是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现在读经反映出来的各种问题,比如封闭式读经,对孩子身心的伤害,问题越来越多。最主要的就是需要监管,国家、政府需要出来管一管,知识分子,儒家学者也要出来管一管。你认为不对,那就应该把对的拿出来。这个阵地,你不去占领,当然别人就去啦。那些“怪力乱神”的东西就充斥于国学市场。而且经济市场时代,一看有商机,商人就会盯上的。但是老百姓没有鉴别力,就会上当受骗。这是一个问题,需要认真考虑解决办法,尤其是加强监管和引导。
   儒学一级学科的建设,非常必要。儒学与传统文化的复兴,最匮乏的是师资。例如,办一个幼儿园,需要的国学老师却没有。师资从哪来?那需要正规的专业所以我们在呼吁国学要设立学科。国学做大学科,儒学可以做一级学科。只有有了这样的学科之后,才能系统地去培养人才。一是师资人才,一是研究人才。但有的人提到,我们现在有文史哲,这不一样吗?那当然不一样。培养的理念不一样,培养的方式方法不一样,最后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的国学学者都是缺腿的,要么学历史,要么学中文,要么是学哲学出来的。这是后面补上的。培养方式决定了思维的方式。国学的这个架构培养的学生思维一定是综合性的。我们国学培养的目的不是大师,能培养一般的国学人才就够啦。明年山东省全部的中小学都要设传统文化课,老师就只能有语文老师来担任,现在没有国学老师,但是社会需求又很大。所以,特别迫切地需要设立儒学一级学科。
孔:宋老师,您曾担任《孔子文化》的主编,作为创办人,投注过很大的精力与感情,使之成长,延绵至今。“仁者送人以言。”从内部学术交流刊物的长远发展和学生研究意识的培养角度而言,您有什么好的想法,请与我们分享一下。
宋:我内心有一个民国情节。其中特别向往那个时代的就是,学人办刊。《孔子文化》是我创办的第一份刊物。尽管是内刊,但是我们当时投入了巨大精力和心血。所以,尽管我离开《孔子文化》五六年了,但还是非常关心她。我希望大家要多关注儒家文化的一个现实,不要把《孔子文化》办成一个纯学术的刊物,我们可以更强调思想性、文化性、社会性,为我们每一个人思考文化,思考现实提供一个平台。我不希望太学术化,学术化的东西有很多平台。我们的刊物最好能够对人的思想有刺激、有触动、有提升,对大家认识现实、理解儒学有帮助。我们今天不缺学术性刊物,缺的是深度和温度。有温度,就是你带着情感去观察,有自己的体悟与感受。只有这样才会有生命力。有些人偏向于思想性,就往深度作,有的人偏向生活,就会有温度。对我们身边的,社会的问题都可以思考。这些思想就要以“儒眼看世界”,以儒家的眼光观察和评论世界,这样评价的问题可能是不一样的。新闻不缺乏,缺的是看问题的不同视角。从儒家这个角度做会更好!同学们参与杂志,不仅为了做栏目,做杂志,也为了自身的一个提升,无论是写作者还是编辑都要以“儒眼”看问题,不断地训练提升自己。儒学是人生之学、社会之学、生活之学,缺少人生、社会、生活,儒学就是一个很空洞的东西。
孔:再次祝贺宋老师,也非常感谢您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知识盛宴,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