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访谈

2016年11月21日08:26 来源:解放日报 夏斌


                                                《唐君毅全集》(套装共39册)唐君毅著九州出版社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杰出代表,唐君毅一生以疏通中国文化之命脉、护持人道之尊严、坚守价值之标准,进而唤醒国人之意识为己任,并留下了千万字的皇皇巨著。日前,简体本《唐君毅全集》新书发布会举行。

此次新编全集,以1991年台湾学生书局版为基础,经过增补、分类和校对后,兼具学术性与工具性。全书力求完整展示唐君毅的学术历程和思想脉络,准确呈现其冶中西印及儒释道于一炉的哲学体系,以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释本开新”贡献智慧、增添信心。

唐君毅(1909年-1978年)

四川宜宾人。曾受教于熊十力、汤用彤、张东荪、金岳霖、梁漱溟、方东美诸先生。上世纪中赴香港,与钱穆、张丕介等人联手创办亚洲文商夜学院,后改为新亚书院,任教务长兼哲学教育系主任。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任第一任文学院院长。

幼年的唐君毅,常随父母去成都的草堂、武侯祠、青羊宫游玩。无论是在杜工部、诸葛武侯、黄山谷、陆放翁,还是老子的像前,唐父总是要他认认真真地行礼。多年之后,唐君毅回忆:“我到今日还能对中国古人,有一厚道的心情,去加以尊敬,亦许都由于在幼小时期,我父亲对我这种教育。”

这种对先贤的尊敬之心,在唐君毅心里早早埋下了根系中华文脉之情怀、守护中华价值之信念。30岁左右,他就建立起基于儒家学说的哲学规范和信念,从此在儒学的传播、转化和创造上费尽心力、勤勉不倦。

上世纪50年代出访美欧等地后,唐君毅深感西方学人研究中国的观点大有问题,缺乏对中国文化的客观了解与尊重,于是起草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并与牟宗三、徐复观等人联名发表,在海内外引起极大震动,正式宣告新儒家登上历史舞台。

唐君毅不仅情感上深契于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在学术研究上始终坚持中国人的立场。他认为,现代世界上的人多有融会东西文化之理想。但至少在我们须以中国文化为主为本。为此,唐君毅著书立言中力求少用“外来语”,并率先提出在话语权上应“自作主宰”的观点。

以唐君毅为代表的新儒家,对儒学复兴和现代转型的深入思考,到底有何时代价值?简体本《唐君毅全集》编辑出版过程中,有什么内幕?九州出版社总编张海涛、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黄玉顺一一道来。

鹰在天上飞,狮子在地上走,各有各的自信

读书周刊:听说张总编就要退休了,这套书应该算您的压轴之作和心血之作吧?

张海涛:《唐君毅全集》确实是我退休前的最后一个“作业”。我个人当然会感到欣慰,同时也要感谢许多人的支持。说实话,现在学术出版已经步入到一个非常艰难的境地,发行量受到冲击,阅读群体逐渐缩小。不过,中国文化正处于又一次凤凰涅槃的复兴前夜,任重道远,前程不可限量。希望这套全集的出版,可以得到读者的支持和喜爱。

几年前,我们启动了海外中华学人著作的整理出版工程。首先出版了《钱穆先生全集》,接着是《王云五全集》《吴稚晖全集》《徐复观全集》,再下来就是《唐君毅全集》。它的出版各方面因缘聚汇,是五部作品中最顺利的。

从出版工作角度来讲,我们的心血花在哪里呢?主要是共计1000多万字的繁转简。先要一页一页地把繁体字内容全部扫描下来,之后通过机器校对,转化成简体字。可拿到稿子读的时候,发现了很多字词错误,所以编辑团队要重新核查繁体版,一个字一个字地对、一行一行地折。第一遍折校下来,换一个人再做一遍,最后还要通读一遍。经过这几道工序后,才最终交付印刷。前后历时3年,其间的工作量可想而知。

读书周刊:明知学术著作的发行量极其有限,为何还要如此倾力去做?

张海涛:当前,我国经济正在腾飞、文化发展繁荣,包括学术研究也逐渐走向前沿。包括唐君毅、钱穆、王云五、徐复观在内的这些海外中华学人,学有专长且留下了一批丰厚的学术遗产。但他们的著作多于上世纪50年代出版,以后无人整理,基本绝版。所以,我们愿意投入人力财力来做这件事。不仅是为了拓展市场空间,而且是想在弘扬传统文化、促进文化交流上能多做一点工作。

这里还有一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一天,我们接到了《纪检监察报》那边打来的电话,说我们能不能提供一些有关《钱穆先生全集》的图片资料和文字介绍。原来,对方要用钱穆的思想来阐述文化自信。我记得,这篇报道的前面引用了钱穆讲的一个故事:鹰在天上飞,狮子在地上走,各有各的自信。鹰不要看见狮子就想跑到地上来走,狮子不要看到鹰就想到天上去飞。我们有独特的文化传承,就要有自己的文化自信。我讲这个故事,既点出了学术出版的价值,也充分说明了学者思想的宝贵。

以中为主以西为客,

用新儒学体系来消化新知

读书周刊:作为海外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唐君毅曾喊出“人性不灭,儒学即不死”的口号。他为何如此自信?

黄玉顺:现代社会,儒学复兴的基础本质上源于它的核心思想。在此基础上,以唐君毅先生为主要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为儒学复兴找到了“以中化西”的科学办法。这种方法并非“中体西用”,也非“中西会通”,更非什么“以西解中”“汉话胡说”,而是以中为主、以西为客,用新儒学体系来消化新知。

事实上,在儒学发展史上,有两次大的“消化西学”运动:一次是宋明新儒家消化“西学”——“西天取经”意义上的佛学,于是才有了儒学在宋明的复兴; 一次是现代新儒家消化“西学”——“西学东渐”意义上的西方学说,于是才有了新儒学的海外兴起。

犹如我们吃下了、消化了牛肉却并不会变成牛那样,这种对“西学”消化后所建构的理论,仍然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儒学。

读书周刊:但也有人觉得,新儒家是“从腐朽中找到土壤和营养”,有点自作多情、自欺欺人。

张海涛:近代以来,确实有一股妖魔化儒学和传统文化的风潮。一方面,人们靠实用主义打天下,觉得孔子那一套没用,不能救中国;另一方面,极端自由主义者不承认传统文化的价值,认为它妨害了民主思想的培育,应该死得更彻底。

这两种偏执其实都走进了新的思想专制中。传统和现代绝不是“两层面”,中国文化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内涵,应该将精华发扬光大,而不是任其萎缩消亡。

回归传统不等于驯服,“释本开新”重在释放活力

读书周刊:我们还注意到,在儒学复兴运动中,有人试图将“中学”与“西学”对立起来,以“中西之异”来掩盖“古今之变”。这种所谓的复兴,会不会成为一股新的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

张海涛:回归传统不等于驯服。以唐君毅为代表的新儒家,对传统文化并不是全盘继承,而是有所批判的。例如,他们对专制主义文化坚决否定,认为这是禁锢人们思想、局限民族发展的根本。

黄玉顺:儒学需要现代转型,这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前几年儒学界泛起了一股危险的思潮,那就是采取“原教旨主义”的态度,抗拒现代文明价值,鼓吹君权主义、父权主义、夫权主义。这种思潮不仅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危害,而且也不符合儒学“日新其德”的精神传统。儒学要复兴,需要接受人类社会的现代文明价值,阐发适应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新理论”。

细读唐君毅先生的著作,其实可以发现:他为儒学的复兴指明了方向,那就是“释本开新”。人们常说“返本开新”,我觉得还不够准确:唐君毅等新儒家并非简单地“返本”,而是对儒学、中华文化的本体、本源进行新的诠释,由此释放儒学、中华文化的活力。因此,他们绝非照抄照搬古代儒家的东西,而是建构起新的儒家哲学。

读书周刊:回到海外中华学人著作工程来,从钱穆、王云五,到徐复观、唐君毅,都是诞生于动荡的年代。这是为什么呢?

张海涛:确实,上世纪头30年,中国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现象:社会、经济、政治动荡不安,文化领域却出现了“翘尾”。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当时中西交流比较通畅,并不断发生激烈碰撞。在那样的环境下,很多学者就冒出来了。

你看王云五,他甚至是完全自学的,没有学历,却进入了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后来,他又成长为一个大学者,写了很多东西,还成为一个有名的教育家。包括吕思勉、梁漱溟、钱穆等人,也都没有接受过所谓正规大学教育。但他们都能绽放光彩,还是与开放的风气有关。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总结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