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访谈

康香阁
内容提要 1928年10月出生于江苏淮阴,汉族。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国际编委会中国代表。现为“国际简帛研究中心”主任。

 

记 者: 最近山东大学成立了儒学研究中心,您被聘为主任,您能介绍一下研究中心的情况吗?

庞 朴: 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于今年1月份成立。在中国任何地方成立一个儒学研究中心并不稀奇,可山东大学成立儒学研究中心还是稍微有一些特点。为什么?因为孔子、孟子都是山东人,在山东大学里没有一个儒学研究机构就说不过去。山东大学早就应该有一个儒学研究机构,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愿意去做这件事,结果他们找到我,我是从山东大学调到北京来的,是山大的校友。因为这个关系,就把这个事安排到我头上,让我帮他们成立这个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是个实体,直属学校管理,可以有10个人员的编制。我们现在很需要有更多的学者来加入我们这个集体。

山东大学得儒家之地利,那么,它应该有什么特色呢?我们正在摸索,但大体上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想以思孟学派的研究为重点。现在研究儒学的、研究孔子的机构,全国不下一二十家,但研究孟子的很少。实际上,儒家思想从孔子开始,到孟子这儿,轮廓才构建起来,从孔子到孟子是一个从奠基发展到成型的时代。韩愈说过:“孟轲好辩,孔道以明。”所以,我们想把孟子研究作为一个特色,如果能把这件事做好,那也算作出了一点成绩了吧。

记 者:就目前来讲,你们正在或准备做哪些工作?

庞 朴:现在正着手进行的大概有这么几件事情。一是编一套儒学学案。过去黄宗羲编了《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民国时期徐世昌编了《清儒学案》,解放后中国社科院杨向奎先生又编了《清儒学案新编》。但先秦的,也就是两汉以前的学案,一直没有。我们中心就是想把两汉以前的学案补出来。学案就是传统形式的思想史、学术史,整个学案的前半段是个空缺,我们就是想填补历史上的这个空缺。我们现在准备写《前儒学案》、《孔子学案》、《孔门弟子学案》、《思孟学案》、《荀子学案》共5本。我们请了梁涛先生撰写《思孟学案》,还有其他几位同志撰写其他几部学案。先秦以后的也准备再搞几本,一本是《两汉三国学案》,一本是《魏晋南北朝学案》,一本是《隋唐五代学案》,共3本。这样,就可以接上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徐世昌的《清儒学案》和杨向奎先生的《清儒学案新编》,整个学案就构成了一个系统。本来用学案的方式来写学术史不是最好的方式,但它是一个中国式的、传统的写学术史、思想史的方式,我们选择了这么一个方式。这是我们今后两三年的工作重点。

除此之外,我们还想搞一套《中华儒学系年》,对儒学的人物、事件和典籍,做出年代上的推定,以纵观儒学演进的历史脉络。刚才讲的学案,实际上也是一种学术编年,但它更有一点补历史上那个缺的意思,所以它不想离开黄宗羲《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的标准太远。现在我们打算搞的这个《中华儒学系年》,便要抛开黄宗羲的那个框框,尽可能详细地对我国历史上的儒学人物(包含学派)、儒学事件(包含政策、论辩等)和儒学典籍(包含思想)的相关年代做出考订,把儒学放回到历史的长河中去。中心想到的而又想做的就是这样两件事情吧;当然它是三年二年做不完的。

记 者:儒学研究是您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多年前出版的《儒家辩证法研究》应是您早期的一部代表作,您当时怎么想到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研究儒学?您提出“一分为三”是否也与这一研究有关?

庞 朴: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实际上是很有趣的一个想法。因为过去很少有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研究儒学,一般都是从伦理的、政治的、或者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谈儒学的著作不多,我还没看到过。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喜欢从方法论的角度考虑问题。比如说,我在接触中国哲学以前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也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切入,所以我带着这个观念来研究儒学。我觉得儒家的辩证法是很有特色的。儒家的辩证法和希腊的辩证法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但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儒家辩证法对整个东方学术思想的影响非常深远。我是抓住几个点,开始是从中庸的角度深入进去,搞了一阵子中庸;之后更多的是从“一分为三”,从三分法这个角度来研究。总而言之,我研究儒家学说有点偏,不像人家从政治、从伦理或从哲学角度来研究。很多人说,你这个是研究儒家吗?不太像。我也觉得有点不那么正统。也没弄出多少成绩来,实际上就解决了一个中庸的评价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中庸思想,中庸在整个中国学术、社会、历史当中的地位和作用。最后落脚到一分为三,中庸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一分为三问题。到现在为止,一分为三也没有弄好,整个体系没有收起来,我也弄不动,剩下的将来由别人去弄吧。

记 者:“一分为三”当然是一个学术观点,但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对现实问题的思考?

庞 朴:为什么我对中庸感兴趣,对一分为三感兴趣,后来明确谈一分为三呢?这又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告诉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斗争哲学,文化大革命整个是一个斗争哲学的行动,行动中的斗争哲学。而斗争哲学的一个理论基础就是一分为二,就是二分法。二分法、对立、斗争、斗争哲学,整个一套思想在中国实践当中起着主导作用。到了现在我们基本上明白了,光讲斗争哲学是不行的。现在报纸上明确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问题,按我的理解实际上就是说让我们放弃“一分为二”,用“一分为三”。因为“和”的观念是标准的儒家观念,“和”这个观念就是“中庸”,就是“和而不同”,实际上就是中庸哲学。中庸哲学实际上就是“一分为三”的哲学,与一分为二正好是对峙的。一分为二就是斗争哲学,一分为三就是和谐哲学。在夺取政权的时候,在推翻旧社会的时候,更多的是强调斗争,强调矛盾双方的对立,这是很自然的。如果说那个时候强调斗争还有它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的话,到了建设一个社会,建设一个国家的时候,再片面讲斗争就不行了。这时要讲的恰恰不是斗争而是统一,讲矛盾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在夺取政权的时候更多的是讲斗争,建设社会的时候更多的是强调统一,这是花了几十年工夫才找到的。文化大革命是斗争哲学的最大的表现,把一切问题彻底暴露了,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统一是重要的。

联系到我呢,1980年我写《“中庸”平议》时候,已经有“一分为三”的想法,但当时绝不敢提“一分为三”。提“一分为三”给人的非常明确的感觉是冲着一分为二来的,一分为二、两点论是毛泽东思想,冲一分为二来也就是冲毛泽东思想来,所以我稍微转了一个弯儿,就写了《“中庸”平议》,现实的一个字没谈,就谈儒家的中庸。实际上儒家的中庸就是“和而不同”的哲学,就是“一分为三”。等到后来政治气候比较允许了,我就明确提出了“一分为三”的观点。三分法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现在谈的人就多了,前两天我还收到一本书,叫《三点论》。所以,你问到我,在研究儒学问题时,里面是否有现实的问题,我说有。我是从中庸开始已有这个想法,等到深入以后,才提出“一分为三”,而这些问题都是现实问题。

记 者: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您便十分重视文化的研究,对当时的“文化热”起到推动作用。不过从当时的环境来看,人们对传统文化批判的过多,而近些年来,人们则转向对传统的同情理解,您前不久也申明自己为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者,您是如何看待这种转变呢?

庞 朴:上个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兴起,跟现代化的提出有关。邓小平同志提出四个现代化,把四个现代化作为国策。现代化的对立面就是传统,所以在谈现代化的同时,很自然就有一个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西方对这个问题曾经有这样一种看法:要现代化就不要传统,要现代化就必须抛弃传统。我们国家没有明确这样说,只提出现代化了,那传统怎么办?这是当年出现“文化热”的一个现实背景。大概是1982年吧,《人民日报》的记者问我文化问题,因为我比较早的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并不是说我这个人有先见之明,是因为我有一个具体任务,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布置的一个任务。他们组织编撰了一套书叫《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这套书从二战一结束就开始编写,一直到80年代初,写了三四十年时间,刚编好第一版,马上就宣布作废。因为这套书是按照欧洲中心主义编写的,遭到了第三世界、苏联、日本等国学者的纷纷反对,所以这套书编好后马上就被否定掉了。后来接着就组织第二版,第二版的组织者来中国找人,到北大、中国社科院到处找,最后找到社科院的历史学家黎澍先生。黎澍先生当时任《历史研究》主编,我在《历史研究》当编辑,黎澍把这个事接下来了,他让我去干这个事。我因为有这套书的任务,所以,我特别提出让大家研究文化。研究文化,我喊得比较早,是这个原因,并不是我有多么高明的地方。当然,提出四个现代化以后,如何安置传统?我思想里边隐隐约约是有这个问题,但当时并不很明确。当时我具体提出文化问题确实是联合国的这个任务把我压在那里,所以我提得比较早。开头问题不大,到了85、86年以后,自由主义文化观在社会上慢慢占据了主导地位,其具体体现就是《河殇》。《河殇》这个电视片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连续播放了两次,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在《河殇》之前找不出第二个例子。

《河殇》的编剧苏晓康,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但他的思想里边,说老实话,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是知之不多,他只知道现代的这些东西。他说中国是黄河文明,西方是海洋文明。他提出要用蔚蓝色的海洋文明代替黄河文明。然后,王元化先生提出“新启蒙”。五四时期有个“启蒙”,现在有个“新启蒙”,为什么叫“新启蒙”?因为五四时期的科学和民主问题没有解决好,现在要继续解决这个问题。“新启蒙”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过去的传统是一直处在蒙昧时代,那么实际上也就包含了对传统文化的一个看法。这种看法加上《河殇》,整个是一种自由主义者对待传统文化的看法,或者就是从西方搬过来的那种东西——要现代化就不能要传统,把现代和传统绝对对立起来。《河殇》剧组在拍摄过程中曾采访过我,摄像、拍照,谈了半天,最后到中央电视台播出时,我的那个发言画面没有,很简单,那就是我的观点和他们不一致。我的观点基本上就是说传统文化不能扔掉,也扔不掉。我对文化的基本看法可以归纳为一二三:一就是一个定义,什么叫文化?文化就是人化。二就是认为文化有两个属性:民族性和时代性。我把民族性放在前边,文化首先是民族的,其次才是时代的。这是我提得比较明确的。三就是文化有三个层面,即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的三个层面。当时我的观点就是说,文化是民族的根,文化的最基本属性是它的民族性;如果文化没有民族性,或者说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这个民族最后就会蒸发掉。满族就是一个例子。满族占领中原,当时对他来说是个好事,结果也是个坏事。历史是很奇怪的,开了个大玩笑,满族统治了全国,最后满族自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他的文化和他的民族分离了,满族文化失去了他的民族性,他这个民族不需要这种文化了,最后这个民族就没有凝聚力了。这个问题当时我说得不是很清楚。《河殇》播出以后,《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还有《文化报》纷纷打来电话让我发表观感,意思就是让我批判《河殇》,他们知道我的观点和《河殇》不一致,但我一个字也没批。因为我觉得《河殇》在那个时候出现,它的现实的积极意义是主要的,尽管它有否定文化民族性的倾向。

现在要说的是,当时的文化讨论,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它关注的是现代化和传统文化的问题。隔了差不多20年,到今天文化问题有点变化,现在讨论的不是现代化和传统的问题,而是全球化和本土化问题。这个问题更大,它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20年前。当时只是个现代化和传统的关系问题,现在变成全球化和本土化的问题了,这就非常明确地说,如果你保不住自己民族文化的话,你这个民族就会被全球化化掉。因为经济上的全球化和科技上的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谁要是去抗拒经济上的全球化和科技上的全球化,那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现在能够做的或需要做的实际上就是文化的全球化问题,一定要看准在文化和全球化的关系上面,我们应该怎么做。我的想法是:文化全球化是一种趋势,是一种强势文化要吞并弱势文化的过程。这时候,弱势的文化,弱势的群体,弱势的民族,如果不能保住自己的文化,不能保住本土文化的话,那么你这个民族慢慢就会消亡,慢慢就会被吞掉了。如果做得好,既保留了本民族的文化,又吸收了全球化的优良东西,这样就成功了。这个成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电脑。电脑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它是一种工具。西方人发明了这种工具,本来以为中国人是很害怕这种工具的。因为西方是26个字母,这26个字母千变万化什么都有了。而中国的汉字,是一个一个的方块字,有好几万汉字,你中国人怎么办?中国人居然找到了一种解决汉字输入的最好方式。我们出现了中国的计算机平台,中国的字库,中国的输入法,最后完全可以接纳电脑这个全球化中的好东西,而且成就完全不比你英文或别的语种差。我昨天看电视,看到西南的一个少数民族把他们的文字输入到电脑里了。这就是说,在全球化的条件下,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是正常的现象。当然,如果仔细分析,里边还有一些小问题,但大体是对的。在全球化面前一定要有一个保住本民族文化的思想,而且有相应的做法。那么,怎样保住本民族文化,你不能用落后的方法,不能用原教旨主义那样的方法去保住自己民族的文化,那样非常糟糕。至于怎样去保护,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就是电脑。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我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保住我们的文化,守住我们的传统,我是这样的保守。你可千万不能丢掉自己的文化,丢掉了整个民族就没有了。当然,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她是一个专门的、特殊的、原创性的文化,不是轻易就可以丢掉的。但我们不能白吃饭,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要认识到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文化的地位以及我们应该做什么。这是我最近想得比较多的一件事情。

记 者:最近郭店简、上博简的出土和发现,为我们理解古代文化传统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所以您提出要重写学术史,那么,应如何理解“重写”呢?

庞 朴:梁涛先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在郭店简方面的研究非常的系统和深入。郭店简的发现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事。原来在中国先秦文献里边,记录历史年代的书籍到《春秋左传》就完了,下面就没有记录了,再就是从《战国策》开始了另外一个时代。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说过,说从某年至某年,大概有一百多年是没有历史纪录的,这中间空着一段,没有材料。但我们感觉这里边有问题,为什么?这一段正好上面是孔子,下面是孟子,也就是孔孟之间。我们谈孔子和孟子,当然两者都是儒家,都是儒家的祖师爷,但两个人的思想有很大的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我们知其然,但不知道为什么。孔子谈“仁”,孟子一定谈“仁义”,一定要把“仁义”两个字连着谈,这就很不一样啊。谈“仁”是一回事,谈“仁义”是另一回事。那么,孟子为什么要在“仁”之后加个“义”字呢?孔子为什么不加?孟子谈人性的时候,一定谈性善;孔子就不谈性善,孔子谈“性相近”。这里边又是怎么回事?怎样从“仁”到“仁义”的,怎样从“性相近”到“性善”的,过去这方面说不清楚。没有人能说清楚,所以也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提了也是白提,因为材料不足。

恰恰郭店出土的东西,正好填补了这一段时间空白。只要我们好好研究郭店简,你会发现,你就能把刚才的问题解决,就能解决从孔子的“仁”到孟子的“仁义”的问题。郭店竹简里边慢慢地出现了这个“义”字,出现了好多次。郭店简里边的“义”字有六七种写法,而郭店简里出现过大概七十多个“仁”字,不论是在道家思想的文献中,还是在儒家思想的文献中,都只有一种写法,无一例外。“义”有六种写法,这个现象说明什么呢?说明关于“义”的思想还处在草创阶段,“义”字用哪个形式更好、更通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义”字会有不同的字形。而“仁”字这个时候已经非常成熟了,郭店竹简里边尽管也出现了许多次,但“仁”都完全是用同一种写法,这说明“仁”这个观念,这个范畴在当时已普遍被大家使用了,用得很熟了,完全用不着第二种或第三种写法了。如果再从思想上说,“义”包含有很多思想,那么,“义”的最早思想是什么?“义”为什么出现?它怎样对“仁”起一种补充和调节的关系?郭店简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当然还有许多别的方面),就需要我们对过去的哲学史做出重新的解释。从“仁”到“仁义”就是个大题目,“仁义”的思想内容到底是什么?这是过去提不出来的问题,现在有了资料你不写,对不起古人;你写了一定和过去的哲学史不一样,你有意识地写了就叫“重写”。

记 者:您对天文学比较重视,写过《“火历”初探》、《“火历”续探》、《“火历”三探》,您能再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庞 朴:这是个很特殊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山东大学被批斗,最后被发配到曲阜,我的书都被贴上了封条,书拿不出来,干什么呀?到曲阜后,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东西,那就是曲阜的晚上,天上的星星特别多,济南没那么多。地上没有书可念,我就念这个天书;地上有阶级斗争,天上没有阶级斗争。于是,夏天的晚上我就拿把椅子,在操场上看。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把各个星座基本搞清楚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我的书给解放了,就可以读书了。有一天读到《左传》的时候,碰到一个地方说:今年四月初一这天有日食,这个日食不同于别的时候的日食,说这个四月是正月。四月为什么是正月?四月就是四月,正月就是正月,怎么四月也是正月?那一定是后边有什么东西。根据我在曲阜积累的天文知识,七弄八弄,最后我就发现,《左传》此处所谓的四月是正月,不是我们现在实行的阳历和阴历的正月,而是用另外一颗恒星来纪时的,由于两种历法的坐标、参照物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太阳当然是一个参照物,但是那时太阳并不重要,因为太阳只能通过升起落下告诉我们一天而已。月亮可以告诉我们一个月,月亮的圆缺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谁能告诉我们一年呢?太阳和月亮显然都不行,最后大多数民族都找到了一个东西——遥远的恒星,这颗恒星可以告诉我们一年。当它傍晚在东方地平线出现的时候,这是一年的开始,12个月后当它再次出现的时候,其间相隔正好就是一年。根据大量的材料,我就提出远古中国在使用阴阳历之前有过一个历法,叫火历;这个火历不是用太阳作为授时星座,而是以大火星作为坐标。这个火历后来被阴阳历代替了,但是它留下了很多文化上的遗存。一直到现在,很多现象都是火历遗存下来的。比如,我们经常看到二龙戏珠,二个龙,中间一个火球,这是中国最普遍、最广泛的一种图案。为什么二龙要戏珠呢?我们知道,这个珠子是水里的东西,而二龙戏的珠子都有火,为什么有火呢?这个现象,用火历就可以做出解释。

关于火历的文章,我连续发了三篇,从三个方面来证明它。一就是《“火历”初探》,是从文献上钩稽关于火历的痕迹,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个四月是正月。今年还有人闹出了笑话,说:“七月流火,今年夏天真热!”“七月流火”是《诗经》上的一句话,“七月流火”的“火”是指那个大火星。夏天大火星在正南,七月份它从正南跑到西南去了,这就叫“流”。“七月流火”恰恰不是说热,而是说大火星流过去了,天要渐渐变凉了。那个时候是把大火星作为授时星座,大火星本来是在正南,现在窜到西南去了。“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九月份就开始准备加穿衣服了,这个说的不是现在夏历的这个时间。文献上关于火历的纪录还有很多,比如有“火正”这个词,火正就是管大火的官。第二篇就是纯天文学的了。天文学上有很多问题,比如天文二十八宿的旋转方向问题,参商二星不得相见的问题。杜甫有诗云:“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就是说参星和商星不得相见,它后边反映了一个故事。这些天文学上的问题都是《火历二探》要解决的问题。《“火历”三探》主要谈民俗上的事情。二月二为什么龙抬头?耍龙灯的时候,为什么有个人拿个球,在前面耍?火神是怎么回事?灶神是怎么回事?本来还有四探,至今还没有写出来。四探就是从全世界来看,你中国可以用火星作为授时星座,外国当时情况怎么样?是否有类似情况或者相同情况可以证明?如果不同又是为什么不同?最后发现,世界上有复活节,复活节是从3月22号到4月25号之间,复活节是说基督死后复活了,西方人就这样解释。实际上,在基督以前就有复活节,犹太教中就有复活节。犹太教的复活节把这个仪式讲得很清楚,就是到复活节这天,大家都把火灭了,然后重新弄火分给大家。这个从灭火,到重新弄火的情况在中国完全有,在中国叫做“更火”,中国的寒食节就是讲这个事情。唐诗里有这句话:“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这就是描写在寒食节的时候,让大家把所有的火都灭了,不能举火,可能是两天三天,有些地方搞不好要有一个月的时间不能举火,大家都吃冷东西,这叫寒食。寒食节完了以后,天子重新钻木取火,把火种分给大臣,大臣把这个火种带回去,再分给自己的属下,寒食节事实上就是说大火星重新出现这件事。大火星绕着地球转——通俗地说,转到春分前后,东方人晚上看到它,这时候人们以为一个新的大火出来了,表示新的一年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春天开始了,这个时间都在春分前后。西方的复活节,拉丁美洲的狂欢节,都是在这个时候,都是在当年春分前后的一个节日。“春分”前后对农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农业开始春播,就是在这个时候,所以从西方的民俗和中国的民俗中都可以看出,在以太阳、月亮作为自己历法的根据之前,大家都曾使用过另外一颗星。西方不是用大火星,他们习惯于早晨看星象,早晨看到的正好是大火星对面的那颗星,叫做昴星。埃及人、巴比伦人利用昴星作为授时星座,这颗星早晨重新出现了,复活节便到来了。中国根据的是大火星,实际上是一回事。这是我要写的《火历四探》,但我的外文太糟糕,不能直接读外文资料,一直不敢去弄,四探到现在也没有写出来,留着一个遗憾。

后来我把这个材料给李约瑟了,我和李约瑟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有过交往,我在他的图书馆里开过一个礼拜的讨论会。我把火历的材料给他,他很感兴趣,说科技史再版的时候,一定把它补进去。科技史还没再版,他却去世了。

记 者: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请教一下公孙龙研究的问题。公孙龙是赵国人,是赵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邯郸的学者非常关注。你是公孙龙研究专家,请你谈谈在目前情况下如何开展对公孙龙子的研究?应注意哪些问题?

庞 朴:借你这个机会,我一定要说几句。我觉得我过去对公孙龙的研究和评价是错误的,需要更正。因为当时研究问题的指导思想是一个传统的思想,就是认为诡辩派是一种反唯物论、反辩证法的一个思想,按这个框子去理解,那么公孙龙基本上是被否定的。承认他的机智,承认他的智慧,但整体上认为他是错误的,对他是否定的。因为很简单,“白马非马”,你从表面上看,这当然是错误的。当时就是按这个思想去研究的。现在我想借你这个机会更正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得重新研究它,重新弄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觉得诡辩派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他们用一种非常特殊的、带有逆反性的、刺激性的东西,引起那些正统派人物的注意,让他们听听自己的意见,基本上应该是这样。拿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辩者有一个说法叫“鸡三足”,说鸡有三条腿,他就三个字“鸡三足”,别的我不说,你去弄吧。为什么?他就是把他的思想凝练在一个极端的、爆炸性的问题里头,摆在哪儿,跟那个正统的观念相对抗。他们说“鸡三足”,并不是说鸡真有三条腿。他是说,鸡有左腿,又有右腿,两个对立的腿到一起以后,它们之间一定还有一个东西,这就是我的一分为三的观点。我现在用一分为三的观点,来解释诡辩派。一条腿在左边,一条腿在右边,如果没有第三条腿的话,左腿要往左边走,右腿要往右边走,两条腿各管自己,谁来管大家呢?如果左腿左走,右腿右走,两条腿走不到一起,这就乱套了。

公孙龙的思想就是说,一定还有一条腿,这条腿是看不见的腿,这个看不见的腿指挥着这两条看得见的腿。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经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买方和卖方,市场价格不用政府去管,自由市场自然会把价格调整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去,大体上不会偏离价值太远,在价值上下浮动。这很简单,太便宜了谁也不去做;很少人去做,价格就会贵起来。太贵了,大家都去做,它就会落下来,一定是有一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着这两个看得见的手。同样,一定是有一只看不见的足,在指挥着左右两个看得见的足,所以是“鸡三足”。“鸡三足”就是说对立的东西一定是统一的,两个对立的东西一定统一在一个东西上,或者有一个东西来统一它。过去注“鸡三足”的人说第三只足是“神足”,神足是一个看不见的足。鸡两足是看得见的,可以数的;第三只是看不见的,没法用数来数。实际上整个公孙龙以及整个诡辩派的那些问题,基本上都是这个思路。当然,每一个问题可以有具体解法,但他的总思路就是这个,他的观念是比常识里看到的那些现象要深入。我们的常识看到鸡有两条腿,这不错。公孙龙不会愚蠢到不知道鸡有两条腿,但他说你只看到两条腿不够,还要深入下去,你发现还有一条指挥着这两条腿的那条腿,那是看不见的腿,只能靠理性来设想,而不是靠眼睛去感觉的。

这个思想是很深刻的,是你们赵国了不起的智慧。过去我们把他解释为诡辩派,这很简单,这说明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理解,过去我们对诡辩派的看法,都要重新反思。辩者们当然熟知一鸡二足这样的简单事实和普通常识,他们之所以还要特立独行,大呼“鸡三足”和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显然是由于他们在平常道理和简单事实之外,已经掌握住了一种不平常的认识方法并认识到了不简单的事实真相,应该取常规而代之。这是一种智慧,智慧不同于知识——你说鸡有两条腿,这是知识;我们说鸡有三条腿,这不是知识,而是智慧。知识转化为智慧,转识成智,这是佛教追求的目标,大智大勇的人都在追求这个目标。怎么把人的知识转化成智慧呢?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所以趁这个机会,我想更正我的公孙龙研究,将来有机会再写一篇公孙龙的文章,现在也写不动,但要更正一下,重新评价。公孙龙的思想是个了不起的思想,这是中国人的智慧。

记 者:那么当前公孙龙研究应该怎么做呢?

庞 朴:开公孙龙研讨会。你们组织公孙龙研讨会,重新解释公孙龙。你先在学报发表一点东西,现在你会找到年青人做这个事情。这个事很细,你看这个“鸡三足”,三个字,说起来简单,抠这个东西有好多说法。他说“二无一”,为什么二无一?要说清楚是很费头脑的。“白马非马”,白马为什么不是马?不是马是什么?他绝不是随便说说,说白马是马,这是现象;我说白马非马,就算说到实质了。这个实质落实到什么地方?怎么理解?怎么解释?就像我刚才说的“看不见的手”一样,把它说清楚,这要花很多功夫,确实值得研究。研究好了以后,对你们赵国来说,这就是一个旅游点,具有商品价值。

 

原载:《邯郸学院院报》2006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