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方

崔发展

引 子

提交讨论的这篇《朱子思想进路的功夫论考察》,是早已写好了的,而且至今也没有再修改过。不修改不是说写得足够好了,没有问题了。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首先不是要进行一个所谓的学术讨论,大家在这里高谈阔论一番就行了。用意何在呢?主要是这个题目当中的“功夫”二字。我觉得我们现在太缺少功夫了,不管是内家功(内圣)还是外家功(外王),我们都存在着普遍的不可忽视的问题,追究起来,这些问题要么是没有意识到,要么就是根本做不到。今天谈功夫问题,就是想大家能够多做些功夫,少谈些主义。

一、儒学的危机

问题1:礼失而求诸野[悲壮的还乡]?

一百多年来,对传统文化批判最有力的是知识分子,他们对于革儒家之命可以说不遗余力,儒学在他们身上保留下来的并不多。相反,由于平头百姓由于所处的领域不同因而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儒学恰恰在他们那里得到了较好的保存。迄今,很多人也想使我们认识到儒学的草根性依然存在,并一再提醒我们她就保存在平头百姓的日用伦常之中,只要我们大力提倡儒学,儒学在人们的生活中一定会“春风吹又生”的。这的确是一个很诱人的前景。起初,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过,我现在不再这么看了。

孔孟何许人也?我的亲戚朋友对我这个问题一脸茫然。这不奇怪。但我却惊诧于他们对于耶稣和玛利亚的熟悉程度,那不再是个略知一二的问题了。我在我的邻居们那里得到了几乎类似的答案。[走门窜户的交谈中,他们问起我学的是啥?我说我学的是中国哲学,也就是学孔孟之道之类的话,他们都大摇其头。]这就是中国现时代的农村风貌,而如果现在仍然可以使用“农村的广阔天地”之类的话语,那么,这种的生活现象就不再是个让我们能够心平气和地坐在这儿继而可以对之轻描淡写的话题。

也许这个结论过于悲观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儒学在绝大多数百姓的日用伦常中是缺席了的,这种赤裸裸的事实本身再也不允许我们使用“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由头自欺或者欺人了。他们的精神世界被非儒化的信仰占据着,其心灵积习方面的儒性被渐渐剔除以至于行将消失,现在的儒学近乎被连根拔起,儒学的草根性越来越成为一个无从谈起的话题。

问题2:师者,传道、授业、解惑?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古人将传道放在为师者的首位,其地位自不待言。不过现在的情况却是为师者只是授业、解惑,传道这一环却是空缺的。由于为师者对儒道(为学)不甚了了,他们在身心方面(为道)也难以成为儒学的形象代言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一个大学教授身上并不比一个平头百姓更多地具有儒学的痕迹与气息。由此,学生们从这样的为师者那里接受的只是专业化的知识。郑家栋说,大学里边的“讲授”与商场里边的“销售”实际上有相通之处。这话不假。

另外,大学教育系统中的德育(人文素质)课与专业课是分离的。儒学只是被板结化德育教科书上零星的知识点,甚至有些时候只是被一笔带过。因此,儒学对学生们的影响微乎其微,更为严重的是,即使对学生有点影响,但是否能够起到正面的影响也很难说。比如,在相当多的学生印象中,孔子仍旧只是一个道德说教者而已。

在“师”的意义上,现代的“学院之儒”能够承当传统的“书院之儒”的使命吗?我觉着很难。具体到我们这个儒学讨论会,我想我们大家也都心知肚明。迄今为止的议题都是大而化之的,人人都可以说上两句,却又不能有深刻的认识。我的感受象是在走过场,某个观点我原来不知道现在略知一二了,某个话题大家都在争论我们也来凑凑热闹,我们很容易就沦落到这种纠缠不清的是是非非之中去了。在儒学不能被人普遍接受的这个年代,我们这样一个声称是致力于儒学研究的小圈子,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尤为重要,但是,整天把复兴儒学挂在嘴边而实则不能踏踏实实工作的作风乃是极为不负责任的表现,“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这种态度甚至比那些对儒学一无所知的人更加不能容忍,也尤为让人感到痛心。

我的毕业论文在最初的时候还是令人满意的,我自己也觉得还凑合,不过,我现在不再这么看了,因为我觉得它没有任何的现实意义,充其量只是书生意气而已。同样,我最近看了永之的论文(我不知道永之现在是否作了修改),但仅就他原来发给我的那个稿子来说,感觉也是这样。题目是《阳明子的性善论》,文章从孔孟谈到程朱陆王、从亚里士多德谈到康德、海德格尔,架子拉的的确不小,不过核心问题却谈得很少,比如王阳明的“四句教”,那个应该是他展开的关键点啊,可是却又着墨过少。如果坚持这种做法,在我看来,就会走到杨国荣那里。他是目前这种做法的极致了。最初的时候,我觉得杨国荣这个人的视域比较开阔,不过现在我越来越看不懂他的东西了,我不知道这是他进步了还是我退步了。我们太缺乏朱子所说的功夫了。我们往往陷入独断论,随随便便地对一个话题评头论足,不过也仅此而已。这本身乃是一种不好的致思方向,因而也不利于儒学的复兴。

问题3:新儒家的转向以及当前的儒学发展倾向?

新儒家一度承载着儒学复兴的希望。从梁漱溟先生的“替孔子说个明白”到熊十力先生的“做狮子吼”,从唐君毅先生的“花果飘零”到徐复观先生的“披麻戴孝”,新儒家的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可见一斑。

不可否认,新儒家面对当时的形式采取这种看似褊狭乃至过激的行为乃是十分必要的。新儒家持守儒学阵地,反对全盘西化论者的民族虚无主义,强调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民族文化自身发展的连续性,这在把人们从其他的思潮拉回到儒学、正视儒学进而发扬儒学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也正是因为他们的种种努力才使得儒学作为一种精神至今尚能一息苟存。当然,第一、二代新儒家难免有原理主义、理想主义、道德主义之嫌,但由此就批评指责他们务虚而不务实,就太不能同情地理解前人了。在儒学颇受质疑与打击的年代,坚守儒学的阵地、高举儒学理想的大旗才是最大的务实,否则,今人在儒学反攻的道路上可能还要摸索更长的时间。

虽说现代新儒家皆是致力于儒学与现代化的对接问题,但相对于前辈们强烈的道统意识和鲜明的气魄承当,第三代新儒家的心态越来越平和,而其儒学研究也越发趋于平实。如果说,最初的新儒家是被强行抛入一个新的参照背景之中,他们注重的是照着(西方)讲,那么,第三代新儒家却是自愿进入这个参照系,杜维明在哈佛大学任教,成中英在夏威夷大学任教,刘述先在伊利诺伊后又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现在台湾中研院做研究。他们都是开放的当代儒家,注重的是接着(中西方)讲。一方面的原因是,经过了那个非常时期的“洗礼”,儒学虽然元气大伤但毕竟仅存的星星之火现在有了喘息的机会;[关于大陆儒学研究升温的现象,乃是由经济发展而来的文化认同,为了更好地实现“现代化”他要有一种立足本土的精神因素来鼓励。李泽厚以其“吃饭哲学”给予了解释:因为十数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强大了,于是渐渐使一些知识分子对本土资源有了信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另一方面的原因是,面对来自儒学阵营内外的种种批评,新儒家也开始冷静地反思前辈们走过的道路,并逐渐由生命承当转向了理性探求(郑家栋语)。

刘述先的《如何正确理解熊十力》、《对于当代新儒家的超越内省》等文强调“当代新儒家的重心逐渐由道统的担负转移到学统的开拓、政统的关怀”。成中英强调,应当以批判的理性而不是内在的体验为方法,在客观性的基础上建立知识而不是在主体体验的基础上印证价值,应以知识探讨为价值判断、选择或重建之基础,而不是先肯定价值,再寻求知识手段以实现价值理想。比如,针对现代新儒家泛道德主义的不足,成中英主张“在当代儒学的发展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也许就是如何完成儒学的内在批判,实现其自我转换和自我超越”,最终实现儒学的现代发展,而要完成这一目标,“就必须突破成见,另辟蹊径,最好从一个理想文化的整体来进行考察”。[成中英:《合外内之道:儒家哲学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4页。]杜维明为儒家的源头活水流向世界而不懈陈辞,坚持儒家的核心价值,推动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和重建,并展开文明对话(特别是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对话),但他关心的主要是儒学作为世界文化的一种精神资源对于现代人生活和全球伦理之可能发生的影响。从“文化中国”等课题的阐释都可以看出,这已经不是在内圣基础上开出新外王,或坚持在道统意识的基础上开出新政统与学统的问题。

虽然不免有规约化的倾向,但是第三代新儒家的转向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关于所谓“后‘现代新儒家’时代”的讨论亦在大陆展开。一般认为,1995年牟先生逝世标志这一时代的到来。也有人认为,余英时1991年发表《钱穆与新儒家》即标志这一时代的到来。不管怎么说,“新儒家”与“新儒学”、“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疏离和“一元”向“多元”的发展是这种转向的标志。

相对于最初新儒家的将儒家“净化”成心性之学,只讲“心性”和“道统”而不及其余的做法,第三代新儒家已不再限于“道统”意识,而是有着更为宽广、更为开放的文化视域。这对于儒学的复兴当然有很大的好处。不过,这种将儒学知识化的倾向(转向)对于儒学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要认真思考的。

我认为,儒学知识化乃是儒学彻底地退居二线了(一线就是平常人的日用伦常),儒学虽然在知识面上扩充了,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儒学实际上是被大大地压缩了。严重点说,知识化对于儒学来讲无异于釜底抽薪。《论语·八佾》有言:“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修礼乐,要征之以“文”“献”。“献者,贤也”。“献”即文化精神之人格化的现实体现。所以,现在的儒学实际上是被大大地压缩了,压缩在“文”上了,而“献”则很少体现了。

郑家栋指出:尽管现当代儒家一直在努力的告诉人们,儒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知识的学问”。可是,专家、教授的儒学本质上只能够作为某种知识系统才能够在现代学科体制内谋求生存与发展,原则上也只能够作为某种“知识”(而非行为法则和价值信念)加以讲授和传授。这反映出儒家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宗教在现时代的尴尬境遇。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无论时代怎麽变,基督教牧师的身份及其角色都是明确的,人们也会自觉的把他们的言说视为“布道”(而非传授知识)。当然,这里不免又要引起儒学宗教性的争论,不过,我们意不在此。

儒家由“书院”而“学院”,由实践型的儒者转变为知识型的专家、教授,儒学也逐渐丧失了其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单纯地成为一种专业研究的对象,成为一种知识系统和专家之业,其人格化色彩越来越淡,希圣希贤的现实合理性近乎消失殆尽。在这种情况下,当代新儒学更多的是给人一种“重思辨而轻践履”的印象,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许只能在思想观念上来祭奠原来的那个“礼仪之邦”了。

这就是当前儒学的危机,而这种危机,不是来自外在攻击,而是来自专业大潮冲击下“知”与“行”的内在分离。因此,如何重建儒学与实际的生活世界的联系,或许是更为重要、更为艰难的课题。

总结一下上面的三个问题,我想说的是:

儒学的复兴是采取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这两个方面现在都成了问题。自上而下面临着儒学知识化的倾向(头脑观念化)与为道和为学的割裂;自下而上面临着儒学草根性的近于消失殆尽。“上天入地求之遍,两处茫茫皆不见”。总而言之,我们不要因为当前表面上的轰轰烈烈的儒学复兴运动而对儒学的前景就盲目乐观,而是要保持审慎的态度。

二、应对危机的出路

既然不想让其放任自流,“儒学复兴”之义究竟需要拈出。我们要复兴什么样的儒学?我们又如何弘扬儒学?我们自身又能为儒学做些什么?这些都是必须慎重对待的问题。先来看下面这几段引语。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论语·述而》);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

孟子曰:“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

庄子曰:“道,行之而成”(《庄子·齐物论》);

《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浸衰,此辟儒之患。”

1、“游于艺”、“游文于六经之中”——读经

蒋庆先生历时两年精心选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丛书(12册),2004年被高等教育出版社公开出版后,引发了一场“读经大讨论”,又叫作"蒋庆读经运动"。我觉得读不读经书根本不用讨论,值得讨论的倒是如何具体实施读经。这个大家可以讨论。原来承载儒学的小农经济、宗法家庭、科举制度、书院教育现在都消失了,读经似乎是别无选择的第一等事了。

儒学复兴,匹夫有责。读经,是当前复兴儒学的一个重中之重。扪心自问,尽管我们每个人对经典的熟悉程度参差不齐,但是也只是个五十步笑百步的不齐而已。也就是说,我们对经典的重要性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我们甚至对古圣先贤尚缺少起码的尊重。当然,皓首穷经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不是为了读经而读经,我们也不能为了读经而读经。但是,不读或少读,就根本谈不上最终目的的达成。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不仅仅少儿要读经【牟宗三先生说“少儿读经是中国文化的储蓄银行”; 朱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青年人、成年人更要做出一个读经的榜样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事实也是如此。

2、“居仁由义”、“人能弘道”——身体力行

传统社会以经典传习为主的教育系统,使士人(知识阶层)构成为儒学教化理念之“以身体道”的群体,这使儒学的教化理念与社会生活、民众生活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这种互动对于儒学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是优良传统,现在我们仍然需要这么做。

《礼记》中曾记载孔子说“丘不知儒服”,意思是我们不用一定要去搞些什么儒服之类的外在的东西,像蒋庆,当然这里并不否认这些行为对惊醒世人的作用,我说的是不必非要这样做,这个是标,不是本,它不重要。《礼记》中孔子又说:“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重要的是要知行合一。自己整天叫嚷着儒学复兴,却丝毫在言行举动中没有体现,那只能是满嘴仁义道德了,只是打打儒学的牌子混口饭吃。

儒学强调要用事实说话,儒学绝不能没有榜样。尽管当代儒家还没有在个体信仰与公共价值之间找到自己的自处之道,但是,儒学必须是活生生的儒学,儒学的外王(身体力行)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还是那句话:道,行之而成。

3、儒学的研究方向

在大陆,蒋庆、陈明、盛洪、康晓光等人从不同理路靠近了儒家,走着一条与体制内和学院化的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民间弘道的进路,被人称为是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并被冠以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名号。保守不保守且不管它,重要的是这种企图走出象牙塔的思路对于当前的儒学研究的重要性。

不过,对于他们,需要指出的是: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急于创立学说,而是首先要把“学术之儒”从象牙之塔中解放出来,使它与现实社会结合起来,转化成为现实社会人生的指导思想和理想原则,恢复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所以最好是“引而不发”。

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思想家淡出的时代,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安心从事于“小零钱”似的儒学的水土保持工作,以便期待大师的降临。更多的争论也许更加地把人们引向无所措手足的境地,从而使得问题更加复杂。我们不能这样不负责任的折腾,儒学再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因此,我们且把心态放下来,不要高谈阔论,空谈误己误人误国。

复兴儒学并不是我们的目的,至少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复兴起来的儒学不能只是一个空壳壳,不能只是一套又一套的观念体系,还是那句话,经世致用。对于儒学来讲,经世致用恰恰体现着观念建构对社会发展的必要性,只不过儒学更加强调观念的落实罢了。观念体系对于人类的发展不可或缺,但是必须指出,对于儒学,观念化的理论一定要注意贴近地面,过度拔高的儒学观念并没有生命力,也就谈不上生根发芽乃至蔚为大观。儒学的复兴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联系在一起,这本身就是对儒学经世之特性最好的诠释了。

另外,儒学研究上我觉着应该主张分工,恺撒的留给恺撒,有潜力的人不妨去搞观念方面的建构,但这个工作乃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而且观念建构本身就具有精英化的要求,它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做的工作,不过我们还是要大力支持,否则,儒学就没有更大更好发展的预期。不过,目前更紧要的是要如何作好儒学的水土保持工作,而这个工作由于技术含量相对较底,一般人都能够从事,更重要的是一般人能够以身证道并且短时间内就能看到成效(这并不否认仁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事业),所以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投身到这个工作中去,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先进带后进,从而为大师的出现乃至最终的共同进步做好准备。我认为这才是一般人从事儒学的意义所在。

一个很需要指出的问题是:我们显然不能在儒学痕迹荡然无存的时候才去走儒学草根性的路子,那无异于从头再来,因而也就是个事倍功半的活计了。再则说,虽然现在的工作在性质上已经属于亡羊补牢了,但早补总比晚补的好,等到羊全部丢失了,再来做这个补牢的工作那就糟糕了。

附 论

尽管要审慎地对待儒学的一阳来复,不过还是要看到希望。

例一,江泽民在1997年11月2日美国的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讲中,主要阐述的是中国传统的内涵。他说:“中国在自己发展的长河中,形成了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些传统,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获得扬弃和发展,对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的影响。”他从四个方面来概括中国传统的内容:“一是团结统一的传统”;“二是独立自主的传统”;“三是爱好和平的传统”;“四是自强不息的传统”。

例二、由于演讲主题的不同,温家宝2003年12月10日在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讲中则重点强调了“和而不同”的价值:“中华民族具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一个伟大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善待友邦,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盾。”他又引用张载的话来说明继承传统的意义“中华民族的祖先曾追求这样一种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今天,人类正处在社会急剧大变动的时代,回溯源头,传承命脉,相互学习,开拓创新,是各国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明智选择。我呼吁,让我们共同以智慧和力量去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我们的成功将承继先贤,泽被后世。”

杜维明曾耿耿于怀于某次国际大会上,别国的领导人都手持自家经典而独独中国领导人没有经典可持的现象。不过现在他可以略感欣慰了。不管有着怎样的出发点,江、温对传统文化的引用都是一种肯定,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