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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中国教师博物馆捐献珍藏


杨树增


听说要在曲阜师范大学建设 “中国教师博物馆”,我感到无比欣喜与振奋,对中国教育来说,这可是史无前例的壮举。正如曲阜师大党委书记戚万学同志指出:建设中国教师博物馆,是历史赋予孔子家乡大学的光荣使命,是学校 “文化立校”战略倾力打造的重大文化项目,是建设国家 “十三五”重大文化工程———曲阜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的有力支撑和重要一极。曲阜师范大学的创举,得到国家和省级、地市的大力支持,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向全国有关部门发出通知,全面开展文物征集工作,曲阜师大的一些原领导、教授、校友已向中国教师博物馆捐赠了首批文物。
  我也有几件文物,是我多年珍藏的纪念物,但我想现在捐赠给中国教师博物馆更合适。2018年4月18日,中国教师博物馆为我举办了捐赠物接受仪式,当场向我颁发了 “捐赠证书”,我所捐赠的文物为中国教师博物馆所收藏。
  这些捐赠物中有:我与上世纪六十年代内蒙古集宁师范学校的老同学刘云山的合影,合影地址在北京刘云山住宅,时间为 1997年 4月。时刘云山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长。我是海军政治学院教授。有人也许说,这与教师有何关联?其实不然。刘云山同志从1993年调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以来,长期负责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领导工作,二十多年来,国家逐年提高了高校的国家社科项目的质量与数量,从最初立项资助几千元,到现在一般项目资助就有二十多万元;从评奖到改为设立成果文库;从年度单项到不定期的后期资助项目、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西部项目等;从评审制度的初步制定到多次改革以适应公平、合理;从大力发展国内社科研究到优秀成果在世界范围传播……这些变化背后体现的是,党中央对我们高校教师学术研究的关心、鼓励、指导、推动与扶持。
  其次是在1983年5月,我与我的硕士生导师刘乃昌及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其他老师的合影。刘乃昌 1930生,195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1959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 (后改名杭州大学,现并入浙江大学)古典文学研究班,师从词学泰斗夏承焘先生,一生潜心研治词学与两宋文学,是国内宋代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是我校中文系首个正教授,也是我校早期唯一的古代文学硕士生导师。在他三年的精心指导下,我顺利成为曲阜师范学院首届文学硕士,并后来成为曲阜师范大学最早毕业的文学博士。刘乃昌教授曾任中国苏轼学会副会长,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会长,1984年以来先后被评为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省劳动模范、全国优秀教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任多届省政协委员。晚年患上阿兹海默症,唯一没有忘记的就是学术问题。当我去他住所求他为我的 《汉代文化特色及形成》一书写序时,师母说他脑子不行了,不能写什么东西了,不想刘老师却爽快地答应下来,他写好后很快寄给我。但确实有些失忆,将我称为 “杨先生”,将 《后汉书》记成是汉代作品,我将此二处删除,成为 《汉代文化特色及形成》首篇序言。刘老师的序言原件及那本 《汉代文化特色及形成》,都是我想捐献的。
  第三张照片是我与公木先生于1991年在青岛参加 《先秦大文学史》编写会议时的合影,当时他为吉林大学教授,我是海军政治学院的副教授。公木先生原名张松如,1910年出生,曾在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 (现北京师大)国文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由他作词,郑律成谱曲的《八路军进行曲》,后来成为 《解放军军歌》。1942年5月他接到毛泽东亲笔写的请柬,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主席紧握着他的手说: “写兵好,唱兵好,你写得好啊,今后多写些。”他重视搜集民歌,与何其芳合编了《陕北民歌选》。1945年10月随东北文艺工作团到辽宁,任本溪市委宣传部长,在沈阳演出时将陕北的 《移民歌》,改名为 《东方红》,原歌词只有一段,由公木补写了两段,音乐家刘炽以 《白马调》加工整理。在 《大家唱》上发表时,署名张松如改词,刘炽编曲,这就是举世闻名的 《东方红》歌曲的诞生和定稿过程。之后他便是东北师大的创建者与领导人。五十年代中后期,他从东北师大调至北京,接替丁玲担任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所长,把主要精力转入培养文学新人,亲自指导邵燕祥、张志民、流沙河、未央、雁翼等人,并为邵燕祥、张永枚、张天民等人写诗评。反右运动后,调回吉林,曾任吉林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吉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暨文学协会主席,中国文联委员暨吉林省文联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暨吉林分会主席、中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会长、中国诗经学会名誉会长等职。公木老师是我报考博士生的推荐人,是我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由于他与我的导师杨公骥是莫逆之交,所以也经常得到他的教诲。我与同学赵敏俐申请的第一个社科项目是国家教委1990年批准的社科基金项目 《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公木老师特地写了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研究、史之史———致赵敏俐、杨树增》,我们把它当序言放到他人序的前面,此书完成于1997年,1998年12月获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我想把这本书献出,以寄托对这位老人的哀思,纪念他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与他对我党东北高校教育所特有的筚路蓝缕创业功勋。
  另一照片,是在1988年3月东北师大博士论文答辩会上,我与导师杨公骥等人的合影,照片也印在 《纪念杨公骥教授诞辰九十周年学术论文集》中。杨公骥1921年生,曾在武昌中华大学、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46年任东北大学 (今东北师范大学)教授,1953年被任命为国家研究生导师,1978年后担任 “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生培养工作。1981年被国务院任命为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全国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我校除我之外,还有他指导的研究生,如已故的戴胜兰教授,甚至还有他的研究生培养的研究生,如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赵东栓教授。杨公骥是全国公认的著名社会科学家,文学史家。曾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吉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名誉主席,吉林省民俗学会理事长等职。论著涉及中国古代文学、哲学、历史、文艺、语言、训诂、考古、民俗等学科,在学界有广泛影响。对于恩师,我写过一些纪念他的文章,经过教育部认可备案,北京大学出版社筹划出版一套 “中国学术大师”的丛书,并定下以 “文史全才:杨公骥”来书写杨公骥教授。我与杨公骥女儿杨若木费了二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撰写任务,基本上详述了他一生曲折坎坷的经历与超乎常人的学问与人品。1987年在我博士生毕业即将离开他时,他给我的赠言是: “国家培养你成为一个高级专业人员,很不容易,不要思慕着当官,安心做一名高校教师,但要具有精神成果的创新能力,不做知识的二道贩子。”他将写的一首 《无题》诗赠我,这个原件我一直保存,我也想把它与 《纪念杨公骥教授诞辰九十周年学术论文集》一齐献给中国教师博物馆。
  剩下捐献的就是属于我自己的证件了,两个毕业证:1983年曲阜师范学院研究生毕业证书与1999年中央党校干部进修班毕业证书;两个学位证书:1983年曲阜师范学院颁发的硕士学位证书与1988年东北师范大学颁发的博士学位证书;两份聘书:一份是2009年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颁发的聘书,聘我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专家,这是我校教师中首次接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颁发的聘书。之前,在1999年3月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下文,聘我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评奖通讯评审专家。2007年5月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下文,聘我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特聘评审专家,并参加了2007年与2008年度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2009年正式聘我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专家。聘书外还附有我2007年以来的出席证影印件,从出席证可见,一开始还有名字,后来就没有了,这说明评审制度进一步严密,防止泄露信息。另一是2013年10月曲阜师范大学颁发的特聘教授的聘书。两个通知:一是2007年7月曲阜师范大学公布博士生导师的通知 (公布我为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二是2013年10月曲阜师范大学关于成立儒家文学研究所及负责人聘任的通知 (聘我为曲阜师范大学儒家文学研究所所长)。
  我从曲阜师范学院启程,最后又回归曲阜师范大学,先成为曲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后成为曲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博士生导师。这些捐物,可以看到一个幼稚的学子如何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与学者,看到学校与导师培养我所付出的辛劳。教育本是薪火相传的事业,这些捐物或许对后学有些启迪。
  (作者:杨树增,系曲阜师大孔子文化研究院中国古代史博士生导师)